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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我在文学的旁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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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皮皮 来自：南方周末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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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长篇小说《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谓先生》，短篇小说集《全世界都8岁》。两部长篇均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198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冯丽去了西藏，那时候她对西藏的了解等于零。
“因为那时候还特别小，也因为那时候爱上了一个人，他在西藏。”
西藏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艺术家怀有朝圣之心的乌托邦世界。那时候拉萨的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冯丽爱上的那个人就是“叫马原的汉人”。
那是一个激情的时代，对文学的激情和对人的激情。“叫马原的汉人”在1980年代末期成为一个著名陈述句。在这个陈述句的后边是一部又一部携带着西藏神秘意味的文字之书。因为西藏，马原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具有先锋精神和实验标志的人物。那个时候冯丽就成了皮皮。马原培养了冯丽，为文坛造就了一个新锐皮皮。《全世界都8岁》《光明的迷途》《有天井又带回廊的房子》通过文学杂志《收获》不断的出世。跟马原神秘诡谲的小说世界不同，皮皮在她的文学世界里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没有欺诈，没有不公平，没有生存的忧虑，没有情感危机。那时候皮皮仿佛是在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
10年之后，世事流转，激情沉寂。马原回到上海。皮皮回到沈阳。他们的激情和婚姻一起成为完成时。
此时，他们曾经为之献身的文学也发生了变异。文学失去了轰动，逐渐边缘，日益边缘。马原已经很难再看到新的作品。而皮皮的写作也陷于停顿。从西藏回到内地呈现出失重的状态。落实工作、租房子、看孩子，生活具体得让人难以喘息。有很长时间皮皮根本无法写作，只为生存挣扎，她甚至在电视台、服装公司打过工。
《渴望激情》成为皮皮的一个转折。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丛书策划安波舜看到皮皮一天在单位也没什么事情，就想起请她写一部书，要求是写崇高点的、爱情的、好读的。原因是皮皮看上去人还不错，也许能写出点崇高。《渴望激情》的出版和风行使写作20年的皮皮从严肃文学的营垒中走出来，走向大众。此后是《比如女人》、《所谓先生》，这些书籍的写作使皮皮迅速成为畅销书的宠儿，她的书印数巨大，盗版猖獗。
从西藏回到内地，皮皮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走向不苟言笑的反面。见谁“泡”谁，尤其是男同志。以至很多女朋友提醒她别把男人吓跑。那时候她还没有结婚。30岁之后的皮皮洞悉了生活，也了解了幽默，认识到它是生活中最好的几件事情之一。在写《所谓先生》时，皮皮放纵自己朝幽默的方向滑行。
然而，很快皮皮的写作就遇到了问题。在《渴望激情》、《比如女人》、《所谓先生》之后，她一直沉默着。读者一直在期待着她的新著的问世。但是没有。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写得很吃力，不断在改，经常是写了七八万字，然后放弃重来。
访问皮皮的时候，她正在给在沈阳的父母搬家。开始是装修房子，后来是搬家。整整的一个夏天她都把时间花在这件事上了。表达的困难在于寻找新的可能性。这种寻找的困难和那个忙碌、纷乱、倦怠的夏季胶着在一起，形成皮皮写作的一个冰封期。
11月15日，皮皮已是身在德国半年。她被邀请在德国作访问作家。读高中的儿子也在德国。现在的皮皮开始享有幸福，她说在德国的时光比较安静，她可以继续写作那个开了无数次头而无法完成的长篇。皮皮说：我要把故事写得更好。
关于激情
记者：你有一部书名字就叫《危险的日常生活》，对很多人这个说法就是普遍的境遇，对你而言呢？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
皮皮：怎么说，我的日常生活还行吧，很日常，不像我写的那么危险。有很多琐事，有时让人烦，偶尔也骗骗自己，生活不就是由琐事组成的吗？于是乎，活着变成了必须料理琐事，琐事料理，听上去像道日本菜似的。
记者：能描述一下你的情感状态吗？情感方式对一个作家很重要。
皮皮：我觉得，情感方式不仅仅对作家重要，对谁都重要。情感方式说重些，也是这个人的为人方式。
感情状态指什么呢？笼统地说，从结果看，这方面我很失败。至于过程中我的感受，现在想很困惑。我比较敏感，涉及原则的地方又不太能含混，除了为自己想之外，也总是为别人想一点，这些都弄到一起，情感过程对我来说难度很大。所以我习惯性采取的方法多是退却，这很懦弱，但对我来说在作决定时比别的选择容易些，至于之后的承受有多难，就是自己的事了。另一方面我又是个很投入的人，所以伤痛不小。好在我现在跟前面说的从心理上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如今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可能性很多，即使是女的，也没必要总在情感的圈子里转，有那么多有意思还有意义的事情，何必非得在一件事情上把自己吊起来。
记者：我觉得你很像我们在云雾中看到的一条链环，沿着你的存在我们会触摸到过去，过去的皮皮代表着激情，对文学的激情，对人的激情，1980年代中期很多人都见识了你写作的热忱，见识了你追寻激情的勇气。说说你的热忱和你的激情。
皮皮：也许激情或热忱这样的感觉，你只能在它们过去之后谈谈，这就不免带些伤感，因为过去的那种热忱和激情，我现在没有了。
但曾经有过的热忱对我现在的写作意义重大。那时的文学是理想和梦想，在它的鼓舞之下，有热忱有激情更重要的是还有力量。从我开始练习写作到发表第一篇作品，大约有八九年的时间，之前一个字没发表过，但还坚持写。这力量现在我也没有了，估计有的人也不多了。时代变了。
这期间伴随热忱和激情所形成的不仅是写作的基本功还有写作的基本态度。这两者现在仍然是我的写作基础，即使环境，无论我还是外在都变了。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现在成功太容易，像陷阱似的，常常是在所谓的成功之后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用写作贯穿这个过程，1980年代里更多的是我对文学的认识。文学像旗帜一样鼓舞我，引导我。到了1990年代的后几年，当我重新恢复写作的时候，热情依然有，不然不可能为写作而放弃那时正在干的事情。但激情不再了，更多是理智，当然我说的不是创作中的状态，写的过程是另外一回事。这阶段我写得多些，风格也有很大变化，像人们说的那样，我变成了一个畅销书作家。但在这阶段里更多发生的是我对自己的认识，在文学的旁边。
记者：你现在对写作的职业和对文学的认识变化很大吗？
皮皮：我觉得作家对文学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几乎同样重要，不然总觉得自己漂浮着。在我对自己有充分认识之前，我对自己的可能性常常有过高的估计。这很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激情的一个来源。当然自我认识也不是自我贬低，更清楚自己之后，写作对我也变得具体了。对写作所涉及的一切具体的，有了更多理性思考的兴趣，而非从前总是沉浸于感觉中。感觉对写作当然很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层次，如果它缺乏理性的配合。一辈子靠感觉写，到最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一直都在写同一篇小说？
对文学对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我获得了一些幸福的感觉，说白了，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阅读上。这不一定等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但拓展了我在写作上可能性。假如我不能写得再好一点，但还可以有变化，也是令人愉快的。即使激情消失了，热忱不如从前。
关于写作
记者：你后来让我们看到的是《所谓先生》、《比如女人》，看到这两部书所描写的世俗图景，这两部书传达出的生命在日常状态中的信息令人沮丧，那也是你的沮丧吗？
皮皮：前面谈到激情热忱的消失，现在是沮丧，很自然的过渡。如果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所传达出的信息令人沮丧，而且是从我的书中传达出来的，那么这沮丧肯定也是我的。从根本上说，我不是乐观的人，说悲观也不过分。有时跟人闲聊，我流露过类似的看法，但总是被怀疑。“你不该是这样啊？！”时间久了，我不再这么说。沮丧是皮肤之下的存在，不必非得成为某种标志性的表情，弄不好还会被人看成是矫情的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人家这么说的道理我明白，根据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去判断他的“精神状态”也是对的，但我总是绕不过去一个障碍：沮丧的反面，成功也好快乐也好，都太相对，太脆弱，缺少绝对一点的意义。你的一个成功，所带给你的喜悦和兴奋，很可能立刻被一则新闻，被你在街上看到的一件让你心口发堵的事情，被随处可见的什么丑陋所打扰。然后那些敏感的倒霉之人就会怀疑自己成功的真正意义。从美好生活的角度出发，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这并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控制的。所以人的面孔才会不一样。大的环境不再是向上的，因此个人的喜悦也被削弱了。
过去你为之振奋的事情，会带给你持续的热情，现在呢？什么都是很快就过去了。那么沮丧作为一种反应也不算过，至少不太会妨碍别人，尤其是那些从不沮丧的人。
记者：看你在《不想长大》的扉页写：皮皮的队伍在今天壮大了。实际上也是因为今天皮皮已经成了一个标志。那是市场和畅销的标志。你怎么看你现在的写作？它和你曾经梦想和渴望的那种经典写作相同吗？你还有经典写作的愿望和勇气吗？
皮皮：写经典是每个作家的愿望，在每个作家那里这样的愿望，随着时间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的发展。经典需要时间检验，这之前有些作家会有自己已经写出经典的感觉，他们很幸运，提前享受了自己的经典产品。
另一种情况跟我的感觉较接近。在爱好并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时，因为年轻和经验的匮乏，经常心潮澎湃，一闭眼睛就想写部经典，一握拳就觉得自己有这可能。现在我也得说，这的确是很美好的感觉。渐渐地，动笔的经验带动了阅读经验的发展，几年前我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刚刚开始懂文学。而这之前我好像是飞虫，绕在它的外面，现在进到里面了。接着，除了阅读和理解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也多了敬畏，对真正经典的敬畏。于是，写经典的“气”就泄了许多，但也因此舒服了许多。
我说舒服不是放弃对自己作品的要求，而是立脚点更扎实。我的关注除了经典以外，也更喜欢琢磨那些写得非常讲究，写得非常好的非经典作品。写作从技术上说，也像下棋，越琢磨越爱琢磨。这样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兴趣让我在想法上远离了经典。从前我还想过，在作家中眼高手低是很常见的，但这是可以改变的。现在我想，对多数作家来说这是不可改变的，比如我自己。这似乎很悲哀，但也有安慰，毕竟还有眼低手也低的层次，而我不属于那里。
我还有经典写作的愿望和勇气吗？谁知道。愿望和勇气我都还有，但可能呐？还是就此打住吧。
关于理想
记者：写作在你成长中扮演了什么？你通过写作获得了什么？
皮皮：我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写作，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写了差不多十年，也没有发表一个字，这个过程里面，对我人生的态度打了一个基础，实实在在做个基本功训练。开始发表东西的时候，好多事情对我来说也没有很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写作是我一个理想，这种理想等于在我很长一段人生经历里面带给我很多力量，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现在陆续发表一些东西，加上年龄越来越大，写作不能说是我的理想，但是写作慢慢变成一种很大的安慰。现在社会能提供很多很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也有权利尝试一下，我也作过很多新的尝试，很难保持一个长久的心态，只有在写作方面，长达二十多年。在人生非常空虚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在做，这件事情不会因为其他人变化离开我，也可以说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很忠诚，只要我为它付出。所以我觉得写作跟我的关系是一种朋友关系，因为写作，在现在丰富的时代里我觉得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
记者：很多作家在1990年代前后和文学几乎是过着蜜月般的生活，荣誉、版税、出国旅行访问、讲学等等不胜风光。到了现在，作家这种职业越来越被轻蔑，作家自己也成为出版工业赚取巨额利润的一个手工劳动者。
皮皮：蜜月般的生活，说得挺形象的。我看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所谓文学的面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此并没有认真的批评，除了偶尔见到的类似谩骂的文章。这里面该有很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光是解气地骂几句不够吧。过去中小学里都学过的方法我看就还好用，作家作品，社会经济，再加上心理，把这些统起来看，结论的分歧估计都不会太大。作家马上就要变成经不起“推敲”的一族了。
记者：实际上我的问题是：作家如何获得写作的尊严，如何获得独立创造的快乐和价值？
皮皮：我想这么理解你的问题：作家获得写作的尊严，获得创造的快乐和价值，就是不去迁就，像你前面提到的那样。但这态度首先对自己提出了要求，你不迁就别人，就得先拿出让别人迁就你的东西。
如果，作家拿出了这样的东西，还有另外的风险：人家说你这东西不是东西。那么即使一个作家具有了这样的价值，也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才被认可，或者说死了以后才被认可，这对他的生存又构成考验：清贫或者不指望靠写作维生。这么大一堆乱七八糟的前提，堵到谁的心口，都很严峻，一句话，你作品的质量，对文学的态度，还有你的生活态度，这些拧到一处才可能带来力量。所以那些太想度蜜月的作家也许就更容易迁就。
也有另外的情况，先迁就，成名后绝不再迁就，给出版社以充分的难受，那些来自出版社的愤怒之音，火力大都集中在这样作家的身上。其实，出版社利用作家赚钱的时候，也该想到的，即使是羔羊偶尔也想体会一下狼性的。但出版社从不做类似的心理准备，不过他们也对，羊总是成群地温顺地迈进出版社的大门，络绎不绝。
作家变成可替换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谁开始，无人考证。
你提到的创造的快乐和价值，我觉得，即使不谈创作的价值，光是创作的快乐，就有极大的吸引力。其实每个作家从拿笔的那一刻起就是两者都有的，什么时候丢了一部分，丢了一半，丢了全部，在每个作家那里情形都不相同。当然简单的办法是拒绝承认自己丢了自由，但这是骗鬼的事。
记者：文学的传统呢？
皮皮：文学传统除了束缚作家以外，也能从好的方面滋养作家。如今我们的文学和生存紧密联系，迅速出现你说的状况，我想，这也和我们的文学传统薄弱有关。至少我在中国小说的发展中找不到令人鼓舞振奋的群体辉煌。白话运动以来，不是打仗就是搞运动，好不容易安定了，经济搞活了……作为作家，中国作家从这方面说并不是很幸运，踩着《红楼梦》能跳多高？文学发展的历史决定了作家们整体的根基比较浅薄，所以作家都想跳出来，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使自己从不丰厚的根基上脱颖而出。结果是我们出了国际上有响动的作家，但不是川端康成这样里外都认可的。似乎写小说的都不太为我们的小说历史骄傲。
感受一下俄罗斯的文学和它文学的历史，甚至前苏联文学，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服气的。这种差别只能让人叹气，所以我能理解你的那些感慨，中国作家不是有气势有水准的队伍，居然还没有危机感！
文学传统的优势，抛开它的局限不说，它的确能培养作家的使命感和尊严。
什么培养过我们？什么正在培养着我们？我有一个印象，不知道是不是与实际相符，我们的作家很涣散。也许这就是个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