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正来：《中国书评》复刊的相关说明 | ||||||
|
| ||||||
|
作者:豆尖儿 来自：世纪中国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1-30 | ||||||
|
主编：邓正来 学术委员会（暂定）： 邓正来 张曙光 林毅夫 王 焱 张维迎 周国平 汪 晖 陈嘉映 方流芳 孙立平 张文显 宋新宁 张小劲 童世骏 秦亚青 许纪霖 孙周兴 陈宏毅 季卫东 徐友渔 景跃进 夏晓虹 郑 戈 赵晓力 钱乘旦 邓晓芒 万俊仁 何怀宏 郑也夫 程 农 何光沪 陈平原 学术编辑：4w小组 学术监事:刘瑞琳 栏目（暂定）： •主题书评 •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 •中国学术和教育制度的反思 •学术书评 •评论与回应 •中国论著简介 •域外论著简介 •序跋与随笔 •推荐书目 宗旨：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 《中国书评》复刊的基本考虑： 邓正来 （吉林大学教授） 自70年代末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进，按照沃勒斯坦等认识西方社会科学制度化的知识理路，我们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认为中国生活世界中的场域分割在意识或不意识的境况下也相继展开，而其间最为重要的标示即是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之间的边界在与历史安排的互动和与当下各种情势的应对过程中不断明确。 这当然是在对发生在生活世界的这种分割所隐含的预设以及这种分割本身不予追究的前提下达致的一种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对它们进行检讨，而是将现实经验层面的这种分割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中来审视，那么我们就至少可以认为，这一不断展开而且还将持续展开的“分割”，不仅对前此的政治经济社会统合为一体的生活世界安排构成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冲击，因为它会在确定彼此边界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具有“自主性”意义的资源和资本，而且这些资源和资本将转化成不同场域的行动者提出各种诉求的基础，进而有可能在制度和结构层面引发政治安排、经济制度以及社会规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此一具有“革命性”冲击的场域分割构成支配作用的乃是以“现代性”为基础的认识世界的社会科学知识图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知识图式还在与社会实践进行互动这一更为深刻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国人原来认识和理解生活世界的图式，并在此一基础上经由知识生产结构的安排而使这类知识图式得以按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制度化的知识图式──亦即相应的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科学──在90年代初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知识图式转换过程背景下，基于对隐藏在背后的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或因素的反思，我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几本中国大型学术刊物，它们是1992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创办的《中国书评》和2002年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这些刊物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平台，并被誉为“学在民间”在那个时代的代表。我之所以创办并主编这些学术刊物，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乃在于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其建构而言，无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其要害都在于它们必须源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换言之，它们必须是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方能成就的目标。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刊发有助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论文，而《中国书评》的基本功能则侧重于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的实践，尽管前者也是在某种评价判准下的活动。当然，仅此努力并不充分，还需要学术共同体做进一步的努力，而其间最为重要者便是我所谓的对中国当下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与批判。 正是作为如上所述之知识图式转换过程中的产物，同时也是促进此一知识图式转换并力图强化此一转换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性空间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的宗旨之一就是主张“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然而毋庸置疑，通过直接生产这种社会科学知识而力图建构起中国学术传统的努力，从逻辑的角度上看，至少忽略了对建构什么样的学术传统──亦即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这个问题进行追问，而这个问题涉及到对这类知识图式赖以为基的认识论`方法论乃至意识形态的反思，涉及到对知识类型及其之间的关系的审视，更涉及到对这种社会科学的植入和制度化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之间关系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一言以弊之，它涉及到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显而易见，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需要相对集中地对反映了既有的知识和盛行的学术趋向的学术论著进行专门的评论或批判，需要相对集中地对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等问题展开研讨，而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于知识生产又与知识紧密相关的公共性的制度性空间以及立足以其上的学术批评为支撑，因为这些问题的特性就在于它们一方面是以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和存在为基础的，而另一方面关于这些问题又不存在先验且可以为人们视为当然的定论；应合着这种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思考，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为唯一宗旨的《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姊妹刊物以完全独立的方式于1994年出版了。 此一宗旨所含的逻辑预设认定，任何社会科学知识(不论是透过科学研究获致的知识，还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知识，亦不论是与权力紧相勾连而具强制性的知识，抑或是以真理为标榜的知识，等等)都具有其增长上的阶段性限度和广度上的局限。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毋庸置疑，知识增长的这种阶段性限度和广度上的局限是无限的。因此为知识不断突破限度而获增长和拓宽的评介或批判活动亦是无止的。 《中国书评》宗旨的确立，在其具体功能上呈示为下面两个方向的努力：一是以学术专著、研究论文、思潮、论题以及知识生产活动为对象，进行分析批判：二是对社会科学的前沿性成果以及重要但为学界所忽略的的论著，给出严肃全面的批评或介绍。当然，这两个方向的工作，具有着交叉和互动的性质，而非截然两分。据此，可以说以严格学术规范要求、确立学术评价体系进而寻求中国社会科学的提升为目标、以批判或评介为具体手段的《中国书评》的编辑与出版，在社会科学批判机制尚未形成或完善的汉语学术世界、无疑会具有大意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建立《中国书评》这个批判性公共空间的考虑，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谁有资格或谁有权力为知识共同体“立法”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一是以某些人拥有排他性发言或“讨论”的空间或特权为前提的，二是以非知识共同体成员“规范”知识生产为前提的，然而作为纯学术的书评刊物，《中国书评》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并不意味着与其他场域的规则不存在互动关系）出版，其本身就消解了上述两个前提；也因此，建立《中国书评》这个制度性公共空间的考虑，其关键之处毋宁在于主张，作为知识共同体的一员有权利和有资格参与其所在的知识共同体的“立法”过程，有权利和有资格就知识共同体制定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只有在互相交流、讨论和批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为知识共同体所接受的知识生产规范；尽管这种知识生产的规范不仅会因其所规范的知识类型的生产逻辑的不同而不同，更会因形成这些规范所赖以为基的知识论的不同而不同，但是由此并不能取消知识成员对他或她趋向于接受的某种知识规范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而同时也不能因知识生产规范的不同或多元而任违反理论知识生产基本逻辑的主张或实践以理论知识的名目泛滥成灾。 《中国书评》自创刊后共出版十多期，后因我个人的身体健康等问题而停刊，主要开设有“主题书评”、“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评论”、“书评”和“序•跋”等栏目，并发表书评和评论文章近200篇。坦率地讲，尽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书评》经由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而试图追究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建构方向的努力可以说是第一次，然而《中国书评》此一时期的努力与上述所言的学术书评和学术评论所应达到的目的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还需做更大的努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生自发秩序一部分的学术共同体秩序，其建构本身就是渐进的，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作法所能达致，因此，《中国书评》于此一时期的初步努力也就在中国学术史中具有了方向性的意义。也正是立基于此，当国内外学术界同仁建议我就《学术书评》出版一事进行商谈时，基于在1994年创刊时的初衷预设，加之我本人近几年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纵深思考，使我实感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界日益强调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学术规范化问题渐渐成了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论题。而我创办《中国书评》，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从知识上对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这场有关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中国学界从整体上开始关注学术规范化问题以外，我当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首创的学术论文“匿名评审制度”已然为国内绝大多数学术刊物所采纳、注释体例以及参考文献等规则也引起了大多数学术刊物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对学术抄袭剽窃现象更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成果的取得，绝不意味着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结束，实际上仅仅意味着它的开始；准确地说，这十年的学术规范化讨论只是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因为我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建立各种形式的学术规则，而且还更强调学术内容的实质性规则，比如说如何建构学术评价机制、如何建构学术研究范式以及如何营造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传统，等等。据此我们必须指出，第一阶段的努力至少还存在着下述不足：一是缺失严肃的学术批判——除了一些揭露抄袭剽窃现象的文字以外，我们在既有的学术刊物上几乎读不到深刻涉及“知识增量”的学术批判文字；二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和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等）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当然，原本就属于中国学术界自己之事的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在当下所流露出来的一丝丝国家化取向，也是令人颇感担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推向第二阶段，而我认为，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就在于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是我郑重地思考有关复刊事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准备在《中国书评》中增设“中国学术和教育制度的反思”一栏目，目的就是履践这一核心任务。 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学术规范化第二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实是因为我持有这样一个经由长期思考而得出的前识，即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虽说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人性的活动，但是在中国发展的今天，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却并非如此，因为一如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中一般，知识生产亦处于一个我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际上还处于极待改革的阶段。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实际上，从更深的角度来看，后一种类型知识是与前一种类型知识相配合的。对“知识规划”时代以及其间类型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的认识，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可以据此提出一项假设，即这些类型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或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以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及政治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提出这项假设并对它进行论证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赖以存在的“知识生产机器”的存在；第二，我们可以经由此而认识到，无论是“知识规划”时代，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第三，如果我们对这个“知识规划”时代和“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不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批判，我们所做的任何改革大学的努力、改革评审规则的努力、改革论著出版体制的努力和改革形式学术规范的努力等等，都有可能转变成粉饰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材料；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可能使我们在沦落成这台知识生产机器之一部分的时候对此毫不意识；更可怕的是，还有可能使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的生产过程更有效，并是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因此，我认为，知识的批判，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无法有效地洞见知识生产的过程，乃至知识的性质。 如此，《中国书评》的出版就有了明确的指向意义，即，将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由第一阶段推向第二阶段，推向对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我们希望在我们学人的共同努力下，把这一运动推向深入，为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作出我们的智性贡献。 | ||||||
|
【声明】此文不代表本站观点，野草先锋仅为提供更多信息，文章代表作者观点，转载请注明出处。 | ||||||
| [注册博客-免费送50M上传空间] [大 中 小] [打印]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