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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余杰 兼论堕落的北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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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影扫阶尘不动 来自：关天茶舍-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2-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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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才读到十年砍柴关于余杰的一篇文章，看完之后颇多感慨。这些年来，关于余杰的评论比比皆是，可是，像砍柴兄这么客观的并不多。我也来谈谈我所认识的余杰。 我见余杰那次，大概是九九年，还在南昌，一次席殊书屋举办的签名售书会上。 那时我念大二，容易激动的年龄，看了《火与冰》之后，鼓舞了很久，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冷却下来了，因为，余杰后来出的《铁屋中的呐喊》令我觉得非常失望。但是，对他的来到我还是感到兴奋。 所以，我花了整整一夜时间，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还记得那封信，有四页之长，言辞中有激动赞赏，更多的话却显得尖刻，对他被称为大陆的“第二个王小波”提出质疑。当时，我喜欢王小波显然远超过他。所以，毫不客气地在信里指出，他的《铁屋中的呐喊》是一个倒退，因为，这本书的社会性太强，文学性较差。还有，书里收录了他太多不成熟的作品，我在信里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以后会为此后悔。还担心他会一闪即逝，最后跟方仲永似的……这信隐晦的批评是，余杰太急功近利了。 另外，我还指出，他的文章中引用太多，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和灵气。到现在，我还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姿势，我认为，创造就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思想。余杰口号喊得很响，可是，做得却远没有王小波好。我说，我最喜欢的东西，他还没有写出来。可见，我当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像对我自己的一样。 还是说那天吧，一早就来到席殊书屋，见到了余杰。他个子不高，皮肤很白，脸上的确有一些青春痘。系一条长围巾，感觉有点像五四青年。很像。余杰身边还坐着摩罗与孙庆东。 余杰身边包围的人太多了，摩罗与孙庆东前面却冷清很多，所以，我只跟摩罗交流了一会儿。摩罗有些秃顶，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眼神忧郁，我总觉得他像陀思妥耶夫笔下的某个人物。孔庆东刚长得非常有特点，不好描述，但让人过目不忘。 当时，我手里拿了一本李劼的《给大师定位》。摩罗也喜欢这本书，就跟他攀谈了一会儿。摩罗的言谈中能感觉出，他对余杰挺欣赏的。余杰也对围上来的人说，你们找摩罗吧，他比我厉害。两人有点惺惺相惜。摩罗当然厉害，然而，他身上有太多沉重的东西，苦难的痕迹。与摩罗的沧桑相比，余杰的少年意气和锐利对我们这群年轻人显然更有吸引力。 我当时注意观察余杰，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女孩子拿来的书，余杰写的多半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而在男孩子拿来的书前，他写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两句话，一句淡定从容，另一句却进取十足，大有撞到南墙不回头的气概。很简单地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我记得我问过他一个傻乎乎的问题：米兰·昆德拉的书，他最喜欢哪一本？他很快就回答我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后，我把信交给了余杰。 下午，在学校的会堂里，余杰给我们作了一次演讲，奇怪的是，演讲的内容我竟一点也不记得。不过，感觉出来，他容易激动，一激动就有些口吃，偶尔还有点脸红，神色稍显腼腆，不过，那腼腆把我的室友吸引住了，回去之后回味不已。 几个月之后，在我快要忘记我的信的时候，余杰给我回了一封信。工工整整地写了两页纸。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回信非常平和，非常谦虚。大概记得信里说，这个时代，不太可能出现什么有创造力的思想大师，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搬运工。至于我说到《铁屋中的呐喊》收录太多几年前的作品，他回答我说：我不悔少作。 读完余杰的信，重新阅读余杰写的东西，我明白了，我与余杰并非同一类人，他的激情更多地放在社会角度，而不是文学层面，他更在乎自己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他作品的完美。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像王小波一样，仅仅把自己当成一名小说家。更或者说，他缺少王小波那样的文学创造力。 后来，很少读过余杰的书。不过，正如余杰所说，“我不悔少作”，我同样不因为自己年轻时喜欢过余杰的《火与冰》而后悔。就像我从来不以我初中时喜欢过席慕容，高中时爱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耻。人总归是会慢慢成熟的，但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并不意味着成熟。 说了这么多，我要讲的不过几点： 第一，我认为我见到的余杰不狂妄，挺真诚的。指最起码他会在声名鹊起的时候，认真地阅读和回复一个大学女生写给他的信，而且我写的这封信，对他批评得一点都不客气。 第二，我认为余杰的勇气可嘉。不悔少作，不是谁都能做到，我就做不到，我常常因为收不回的文字后悔。让我把好几年前写的东西翻出来去发表，我肯定不愿意，我怕人家看了要说我不够深刻，中国人的尖酸我是见识过了。虽然我早就想通，一个人肤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来不承认自己肤浅过。到底有几个人，一生下来就深沉得不行？有几个人没有年少轻狂的岁月？反正，我不装深沉。 第三，我不该把我的期望强加给余杰。中国有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一直认为讲得不够全面，应该再加一句：己所欲，亦勿施于人。中国人前一个毛病犯得不多，倒是后一个犯得太多，自己喜欢的东西，非得别人也喜欢，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得要推荐给别人。别人要是不喜欢，就多半认为别人不如自己，没品味。我对余杰，顶多是当时有点失望而已，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情绪，跟余杰无关。他不是神人，没写出我期望值的东西，我也没必要去指责他。 第四，不管怎么说，我祝福余杰。他有他的过人之处，也有他的不足，过多的褒奖和过多的批评，都无意义。他是一个有些才的人，至于他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几分，这是他自己的造化。 谈完余杰，再来论北大。砍柴兄说到攻击余杰的那位师妹时，指出“北大怎的培养出这样的‘扒粪者’呢”？的确，相对中国来说，余杰这样的人还是太少了，而这样极尽揶揄讽刺挖苦之能事的扒粪者太多。我所遇到的北大人里面，看得起余杰的不多。在他们眼里，喜欢余杰是一件极其肤浅的事。有人还甚至因为北大出了余杰而痛心疾首。 我相信北大比余杰出色的人不少，但是，我对这些北大人对余杰的态度却不以为然，尽管我认为余杰没有写出我想看的东西，可是，他身上有我能看到的激情，他有血性，他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可是，他一直在呐喊。他不害怕被人说成浅薄。而我看到的部分北大人，都太过矜持，只有批评起人来的时候才毫不客气地显现他们的才华，就像余杰的师妹一样，语气似乎淡定，却能刻薄死人。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这种语不压人死不休的气魄，只有北大人才能写得出来。就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余杰至少要比这群人真诚很多。 北大的堕落在于它可怕的清高，在于北大人太强烈的精英意识。 北大不乏出色的人，我有很多北大的朋友，他们都很出色，我最好的朋友，也在北大。同样出色。可是，她的北大梦在她走进北大后破灭。 当年，我的好朋友参加北大比较文学的研究生面试时，提问的老师问她都喜欢读一些什么书，我朋友回答，她喜欢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图尔尼埃的《少女与死亡》，还有杜拉斯的《情人》……结果，就因为这个回答，她差点没通过面试。因为面试的老师对前两本书基本上一无所知，而后一本书，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本流行小说通俗读物。我的朋友太天真了，她要是说《尤利西斯》或者《存在与时间》之类的就肯定没问题。在装深沉上，北大也免不了俗。 后来，她失望地说：北大原来不过如此，不过，我有一点比你好——我的同学，比你的优秀。从学问的角度，我当然承认，可是，我的同学，比她的同学要真诚，要温暖得多。因为人人都优秀，所以人人皆自负，人与人之间相当冷漠，就像余杰的师妹的文章一样，我看到了才气，却没有看到温暖。我那天真的亲爱的好朋友，我那热爱北大的好朋友，在冷冰冰的北大，呆了三年，我知道这三年，她为北大心痛过几回。 北大，我们曾热爱的北大，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北大人太善于藏拙，藏拙也许是好事，然而，你让别人看不到你的缺点的同时，别人也看不到你的优点。中国人把藏拙当作一种优点，可是，我却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更正确的是，把自己的拙处说出来，让人攻击，改正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把自己的阴暗面，把自己的不成熟面遮盖起来，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相对而言，自己的缺点被人看到，其实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余杰的浅薄，不过是因为他藏拙藏得不够好。北大人为了与自己的身份相称，不得不都装得挺像一回事。北大人为了完美，走进了一个封闭的堡垒。五四的北大不见了，激情的北大不见了。 北太人太过严谨，这也是好事，然而，严谨一过度，就成了死板，我有一位北大的博士朋友，现在正面临写论文，他学的是古代文学史，可是，却被老师屡次告诫，毕业论文要客观，不能带有个人情绪，他为此烦恼不已。福柯曾经说过，做理论要有理论激情，可是，我们北大的人文学科研究，却把激情排除在外。 北大人现在做的都是滴水不漏的学问。北大人文学科现在的学术沿袭的是清代考据学的那一套，引经据典，凡事讲究出处，凡事追根索源，这样的学问，不会被人攻击，也不易被导师责备，更不会被人说成流于浅薄。然而，清代的考据学，却是衰亡时代的产物，学术的末路。这样的东西，认真，严谨，完美，无懈可击。可是，我读不下去。 这样的学问，毫无激情，不尊重个性。试问，这样的人文学科到底有什么可贵之处？当代中国，能把学术论文做得激情四溢的很少，我所见的，有刘小枫，还有李劼等少数几个，当然，这少数几个也是受攻击最多的几个。我喜欢刘小枫和李劼，并不是因为我同意他们的观点，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刘小枫和李劼有过很尖锐的批评，不过，不得不承认，相对其它学问来说，在阅读他俩的学术论文的时候，我能看到他们的个体，他们有让我读下去和批判的兴趣，而且，还能让我激动。任何有激情、有创造力的东西都必然存在漏洞。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有了生命力。当激情成了可笑的东西之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是荒诞的？ 北大人太“谦虚”。谦虚是好事，可是北大人的谦虚不一定。我的北大朋友，硕士开题时候，论文通不过，只因为她比较了两本书。北大的先生们一致认为这个题目太大了，认为她没有这样的掌控能力。北大现在流行的学术大半做的都是切片式研究，北大的先生们在指导学生的论文时，总是劝对方把题目写小一点，再小一点，研究一本书？不行，这题目太大了，书有很多方面的，社会的，艺术的，人物分析的……只能写某一个人物的某一个小方面，你若只是分析一小段话或者某一句话，然后再把它做到极致，研究到骨头缝里，那就更棒了。 换句话说，你的题目越大，到时候，你的漏洞就越多，在答辩会上提你问的老师也越多，总之，你的论文会有通不过的危险。所以，没有人敢写稍大一点的题目。那些老师们大概会想，这个题目，我都做不了，你行吗？在北大呆久了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一说大，就会想到空洞，殊不知学问有大的有小的，剖析问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可是北大，似乎只认一种学问方式。我发现，当年的科举考试比现在都好多了，题目动不动就治国平天下的，现在你基本上没有这样高谈阔论的机会。这种事情，是愤青干的，不是北大人干的。 总之，我现在看到的北大的学术都是冷冰冰缺少血性的学术，北大的先生们教育自己的弟子都是说，要冷静，要客观，不要掺杂个人情绪。北大的人文学科把人教育出来之后，看上去个个都像医生，理性得一塌糊涂。余杰喜欢钱理群等诸位先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相对而言，都比较有激情。北大不欢迎个人情绪。情绪化并且不会藏拙的余杰，在北大人眼里，当然是浅薄的。 我说的这些话，在我的北大的朋友们前都说过。他们也都基本认可我的看法。的确，我能理解并尊重“浅薄的”余杰们，可是，我不能理解这个深沉的北大。这个矜持，沉默，并且清高着的北大。这个失去创造力，冷漠，并且老气横秋的北大。这个正在做着完美的、无懈可击的学问的北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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