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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问题需要追究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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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来自：《世纪中国》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9-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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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并非求全 陈漱渝（前鲁迅博物馆馆长）:余光中的一首《乡愁》风靡了中国大陆。这首诗虽然写于30年前，短短几行，只花诗人20分钟，但在本世纪初的特定情境中，却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为乡愁既超越了地域，也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畛域，成为了维系亲情、乡情和民族感情的一根纽带。一个诗人一生中能留下这么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也就够了，正如提超臧克家，我们就会想起他的《老马》；提起艾青，我们就会想超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能留下更多的佳作当然更好，但只出精品而不留下败笔——包括人生败笔的诗人肯定如凤毛麟角。 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话很快就在余光中身上应验了。在手捧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金杯之后，余光中很快就受到了来自海峡两岸的夹攻：在台湾发难的是作家李敖，在大陆出击的是研究员赵稀方。 李敖在凤凰卫视播出的《李敖有话说》栏目中径称余光中为“骗子”诗人，除指责他以前写诗歌过台湾的当权者之外 ，还评点了他的另一首短诗《无论》，说这首诗不押韵。我完全不懂诗，无法准确判断《无论》的优劣。不过我感到李敖尽可以不喜欢这首《无论》，但也应该允许别人喜欢另一首《乡愁》。这就叫做尊重读者不同的审美需求和不同的审美选择吧。 赵稀方的文章杀伤力更强一些，题为《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刊登在5月21日出版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这篇文章揭发了余光中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历史。当时有人对台湾文坛的“西化”倾向进行了批评，70年代后期以发生了著名的乡土文学论战。余光中不仅撰写了《狼来了》这种给论敌扣政治帽子的文章，把台湾的乡土文学说成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而且给当权者投书告密，使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赵先生是台湾文学的研究者，他的文章又得到了台湾学者的证实，可谓言之不虚。老实讲，我对余光中先生本来好感也不多，原因是9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参加过《中华日报》举办的梁实秋文学奖颁奖典礼。我的一位朋友是小说奖的获得者。当时余先生是翻译将的评审人，在会上有一个即席发言，大意是说梁实秋在台湾受到尊重，而大陆却封杀他的著作。当时我正好给四卷本的《梁实秋散文》作序，而这套选本四年内就重印了七次，发行量相当可观，所以对余先生的这番无端指责深感气愤。但是，我也切身感受到了台湾社会——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在这样一种大动荡、大分化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要一贯保持正确的方向和独立的人格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人总是会发生变化的。只要朝好的方向变，就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让历史道路上的阴影拖住前行的步伐。 这时又牵涉到忏悔意识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则悔、则改，对世人和自己都作一个交代，这种过就是古人赞美的“君子之过”。巴老能有今天的声誉，我认为跟他的自我否定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我没有读过余光中先生的反思文章，但我相信他还是会有反思精神的。大约是1081年底，唐弢先生作为中国作家团的成员到香港参加“40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遇到了余光中。唐先生回京后就告诉我，余先生私下对他那些政治倾向不好的作品表示了忏悔，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了印象。我把这些零星的回忆写出来，可能会有助于对余光中全貌的了解。（2004，6，18《中国图书商报·图评周刊》 这样的批评是个提醒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首先肯定余光中先生在文学创作、批评和翻译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一个作家走过的创作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的观点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但面对一般读者，需要介绍的只是余光中作品中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东西。 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将余光中与余秋雨相比，因为余光中是余光中，余秋雨是余秋雨，两人的文学道路和当时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赵稀方的批评也提醒我们，我们许多研究者对台湾文学史其实是不够了解的，中间隔着海峡，加上时光的流逝，许多事情都是隔岸观火，因此，许多评价是不全面，不客观的，更谈不上深入。（刊于2004，7，29《文学报》） 何必多翻老账 杨若萍（台北中华技术学院助理教授）:余光中惹来批评，与"树大招风"一律。"余光中最近红遍海峡两岸，在大陆尤其风光，于是也招来若干批评，但似乎是说他历史的多，说他诗文的少。我以为海峡两岸诗文写得像余光中这样好的并不多，他的走红不是偶然的，大概没有人会说他是浪得虚名。" 生于70年代的杨若萍说，由于没赶上那个论争激烈的年代，不敢妄论其中的是非曲折。但她指出，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都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反共"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台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只要看看那些国民党的老兵们，从前非常"反共"，现在却一趟一趟的往大陆跑，这种吊诡的现象，初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这当然跟大陆最近二十年实行改革开放，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关系。余光中也像一个老兵，当年反共，如今与大陆亲近，甚至享誉大陆。有些台湾文坛的恩怨，似乎不必看得过分严重。 "过去'反共'，现在'不反共'，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 （刊于2004，7，29《文学报》） 不能因"恶名"否定文学成就 钱虹（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即在大学课堂讲授"台湾文学研究"等课程的钱虹认为，余光中在诗歌、散文、翻译及评论方面的文学成就和大陆目前的"余光中热"与赵文所揭露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钱虹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台湾不少文人都写过"战斗文艺"或"反共八股"作品，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能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或"恶名"而断然否定包括余光中在内的台湾作家的文学成就。台港文学研究刚刚兴起之时，"爱不爱国"就成为台港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和共识，在20多年后的今天，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都吟诵其诗句的余光中，又怎会让我们感到惭愧呢？至于"余光中神话"，总比"王文华神话"、"几米神话"要好，因为余光中对于"美丽的中文"的感情比他们要深得多。尤其是70多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地写诗著文，就这一点，两岸诗人就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刊于2004，7，29《文学报》） 穿透遮蔽 刘心武(作家)：对于被局部或全部遮蔽，当事人自己往往并无所谓，或者，很无奈，于是也就听其自然。被遮蔽，有时倒是福气。自己主动遮蔽自己的例子，也是有的，事后自己和他人，都慨叹何其明智。也有觉得气闷的。比如余光中的乡愁名句上了我们这边大台盘，据说就有当年与他争论过被他密告过的不服，当年那场争论在台湾是很轰动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世事纷纭，两岸的文学记忆全然不同，对于海峡这边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场争论就是被遮蔽住的事物，眼不见为净，你现在来说，也懒得听。我曾在美国洛杉矶见过与余争论方的一位人士，姓高，他那时就把相关的一厚摞资料拿给我看，还送了我复印件，我阅读一番，知道大体上是，高先生等人崇拜毛泽东，认为应该像《讲话》里说的那样，写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作品，反对的一方，以余先生最明快，他指出这种亲共言论的性质，是“狼来了”。他们争论时，台湾还没有“解严”，因此“狼”方很狼狈，当然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在台湾都可以公开出版了。高先生和另外的被余先生伤害过的先生，现在觉得气闷，是他们付出了受迫害挤压的代价，却得不到余那样的礼遇殊荣，对此我很理解。但余先生现在也没有坚持他的“防狼”论，揪住他二十几年前的意气言辞不放，也没必要。 有时被遮蔽，是雾团。看不清楚，就需慎重。台湾文学史，其实相当复杂。雾里看花，可能把非花当花礼赞。曾在马来西亚槟榔屿面聆陈映真先生概述台湾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论争，主要是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史，记不住他分的那几个阶段和每阶段的要害，但记住了他的提醒：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就是要努力穿透遮蔽。陈先生是台湾本土出生的爱国者，最坚定的反“台独”主统一的人士。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2004，8，18《中华读书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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