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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悼巴金，附：舒芜的读后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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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安忆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5-10-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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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绋者哀 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时代。 这时代里，有着许多许诺，总是由一个年轻人告诉另一个年轻人。比如周冲告诉四凤；或者“过水”的女学生吐露给潇潇；再抑或是涓生和子君一同憧憬；还有觉慧和鸣凤……结果都是不成，非但没有拯救，反而使其更陷于无望。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看作轻许，它无疑是严肃和郑重的，并且许诺者寄予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巴老，您，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您不说，可是有您在，那时代就横陈在我们中间，携着它的声息，它就是可以追溯梭行，可用来教育我们，不许忘记责任。有您在，还不止是这些，更是——您标志出由那时代出发，路径的种种关隘。 那时代里，有一些人，就好象得了忘乡症，纷纷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走出来。沈从文从湘西走出来；萧红从呼兰河走出来；丁玲去往延安；郁达夫游走南洋；您，走出巴山蜀水。这大约是出于一种朦胧的本能，要挣扎出灰暗的宿命。像您说的：“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这苦闷的生活经验，却没有让您变成《寒夜》里那个委琐的小知识分子，而是养成一种激昂的性格：“我有感情必须倾吐，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我想，除去天赋于个人的气质之外，还是出于那时代的一种性情，这“必须倾吐”几乎是“五四”鲜明的表情。多少压抑着的痛楚被清亮的歌喉叫嚷出来，然后期许着幸福。就像是一个从未享受过幸福的人所期许的一样。我觉得“五四”描绘的幸福景象多少带有空想成分。鲁迅先生的小说《幸福家庭》里面，那个写作的青年所勾勒的安乐，很快就被“白菜”的现实击破，是不是就指的这个？而即便洞察如鲁迅先生，大约也不能料及，“五四”的理想在后来几十年里的遭际。 后来，您说：“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这种错源于“我要歌颂新人新事”，于是，自一九四九年后，您没有写作出更多的小说。这检讨何止是在艺术规律，您在《随想录》中写到无数次的批斗会上，您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记录造反派的批判词，然后再交上“思想汇报”，您是这样说：“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这心情很奇异地保持有“五四”的纯真，那就是您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旅途随笔》中的一句话：“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的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您，你们，一整个“五四”就是如此急迫地要将自己献出去，献给你们期许过的、乌托邦式的幸福，不惜屈抑和压缩自己，但等发现这种压缩已经伤及你们信奉的理想，猛醒过来，你们便不留情地指向了自己。你用了一个词，“奴在心者”，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极痛的。再后来，您说到了丹麦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大家都说：‘皇帝陛下的新衣真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讲出真话来：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巴老，您是不是想做回小孩子，直率地说出一个简单的真理？然而。事情就是这么不顺遂，我们走过这么长的路，吃这么多的苦，才又贴近理想的初衷。可是在您，这理想依然保持着鲜活，您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相比较，我们却好象是倦怠了，不知是急于成熟导致的早衰，还是——我以为多少还是另有一种时代病症，冷漠在侵蚀我们的性格，我们好象羞于那样热情了，觉得所有的希望都不免是幼稚的。而，只要您在，就可以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颓唐。 其实您已经说了很多，可我们都是不惊醒的懵懂的人，又被今天的时代惯坏了性子——今天，时代渐渐地有些接近你们的期许，人们自由地恋爱，思想，和写作，对幸福的憧憬也渐渐合乎现实。可是，我们难免忘了来历，忘了先行者的牺牲；我们摘取前人的思想果实，将内瓤耗尽，空壳留下；我们自大地以为进步是从我们开始的，因为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最合理。那也是因为您在，我们才可能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不必忧虑传承中断，无往可继。现在，我们要孤寂了，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没有依傍，要由我们自己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我们能担纲得起吗？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以告诫后来者？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以传给后来者？ 我看见过鲁迅先生出殡的照片，您为先生抬棺，您是那么年轻，而且幸运。今天我，早已过了您为先生执绋的年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样的幸运，就是为您执绋，送您！ 2005年10月17日晚 原载2005年10月19日上海文汇报第八版《笔会》 舒芜读后感 以上是王安忆女士悼念巴金先生的文章。我非常佩服。我想谈谈我佩服的缘故，即以此代替我对于巴老的悼念。 王安忆的全文不到两千字，却有丰富的内容：把一个人放在时代里来看，把时代凝聚在一个人身上来看。 巴老一生一百○一岁，从他作为“五四”之子起步，直到作为文学巨星陨落，中间最关键的经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再也写不出一篇小说，还逐步下滑，落到“奴在心者”的最低点，末后又回归到“想做回小孩子，直率地说出一个简单的真理”，这样大起大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谈这个问题，首先要摆好政治与文化文艺的关系。政治对于文化文艺，是很密切的外因，但仅仅是外因。王安忆始终在文化文艺的大框架里面谈，外因的作用会进入，也会被排除，而不是喧宾夺主地成为决定因素。 既然巴金是从“五四”之子起步，那么，怎样看“五四”？有人全盘肯定“五四”，认为今天只需要回归“五四”就行。有人全盘否定“五四”，认为它是“文革”的先河，今天必须颠覆“五四”才能够彻底否定“文革”。 王安忆认为都不是。她郑重肯定“五四”的理想主义；同时又指出这个理想主义是乌托邦的，其所期许的幸福是一个从未享受过幸福的人所期许的幸福，其结果，对于被期许者非但没有拯救之，反而使之更陷于无望。但是，这个理想主义无疑是严肃和郑重的，许诺者在其中寄予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其所以急急于许诺幸福，并不是轻许，而是多少压抑着的痛楚被清亮的歌喉叫嚷出来，必须倾吐，这个“必须倾吐”就是“五四”的基本的鲜明的表情。 那么，巴金这个“五四”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一九四九年以后再也没有能够写出一篇“必须倾吐”的小说，并且一路下滑，一直跌落到“奴在心者”的最低点呢？有人认为由于政治对文化文艺的整合、压抑、扭曲、强奸，由于作家对政治的妥协、屈从、迎合、阿附、谄媚。 王安忆不这样看。她认为，原因还是在于巴金自己说的“我错就错在我想写我不熟悉的生活”，违反了文学本身的规律。她进一步指出，这错误源于要歌颂新人新事，仍然是从“五四”理想主义的追求而来。 王安忆并不是闭目不见政治，没有否认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压力下作家的屈抑和压缩，但是她指出，“五四”的理想主义里面，本来就有急于献身的成分，献身以换取所期许的幸福，不惜屈抑和压缩自己。这本来是崇高的，可是也就容易成为“通往奴役之路”，当政治许诺着空前的新的幸福的时候。她这是得出了很重要的理论成果。这是“外因通过内因而作用”的生动体现。但是，等到发现这种屈抑和压缩已经伤及所信奉的理想时，便猛醒过来，回归到要说出小孩子的简单真理了。这又是“内因排除外因的作用”的生动体现。 巴金的“五四”理想主义，既是逐渐失落过的，也可以说是一贯相承的，现在还有没有用呢？有人认为没有用了，顶多无非是秋后残蝉的几声哀鸣。王安忆则认为，有巴金这样理想主义的老人在，保持着理想的鲜活，可以教育我们，不许忘记责任。 王安忆所谓“我们”，是在巴金时代终结以后，应该负起“担纲”责任的一代。她对于自己这一代并不护短，而是清醒地反省出这一代所染上的时代病症——冷漠，羞于热情，觉得所有的希望都是幼稚。当巴金在，他可以像一面镜子，照出这种颓唐，而“我们”能够放心地任性地去背叛，去割绝。现在巴金走了，“我们”真要“担纲”了，能够把巴金理想主义的火炬传递下去么？王安忆就是这样严肃地在思考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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