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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非典"与政治文化冲突（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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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乐雄 来自：世纪中国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5-11-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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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灾难真相的千年政治传统的深层文化原因 一、引言 "非典"不仅是一种医学现象，同时也像所有天灾人祸一样，仿佛是一具社会透视镜，可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深入检测。在对付"非典"的措施方面，从最初隐瞒、轻视到采取断然措施，以公开透明方式进行社会总动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背后，是两种对立的政治文化的冲突，即现代政治理性同集权主义政治传统的冲突。在这样一场由"非典"疫情点燃的冲突中，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长期现象--隐瞒天灾人祸的真相--再次凸显于当代，面对传统政治文化幽灵在当代的徘徊，人们不得不作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这种政治运作的噩梦？ 二、"智商二元对立"与集权主义政治的合法性 绵延两千多年的集权政治体制虽然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一具历史僵尸，但集权政治文化心态就像鬼神世界里的灵魂从骷髅里分离出来那样，并没有随其组织系统被扫入历史垃圾堆，它作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经常性地影响着现代社会管理行为。 古代集权主义政治文化从心理动机到思维判断、从思想逻辑到行为方式有着一套自成体系的模式。古代集权主义政治文化观念为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提供了几个重要来源，一是"君权神授"，借助原始宗教意识，借助虚拟的超人间社会的统治者上帝，来论证政治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合理性；二是"奉天承运"，借助主宰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所谓"天道"、"天命"，来说明政治权力建立和更替的合理性。作了这样的铺垫，"天子"与皇帝的合二为一才有意义，天子乃"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派生而来。这里不准备对天子与两种观念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只想着重分析一下集权主义政治的另一个隐蔽的、极其重要的合法性基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智力差距"。 尽管"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和"天子"构成集权主义政治的意识形态，并成为集权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但还不是其真正的核心，仅仅是表层性的内容，真正隐藏其后和支撑这种合法性的核心是天子（统治者）与臣民（被统治者）之间的智力差距，笔者称之为"智商二元对立"。因为集权专制政治的合法性的预设前提提供的图景是：一边聚集着生性愚昧顽劣的黎民阶层，一边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统治者。被统治者之所以容许统治者享受特权，是期待授命于上苍、因而具备超凡智力的统治者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样，"天命神授"同"圣明"紧紧绑在一块儿，构成相互验证、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上苍授命，所以统治者必然"圣明"；正因为统治者"圣明"，小民们愚钝，所以上苍将人间权力授予前者。这是儒家文化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天然契约。如果统治者不"圣明"，而是昏庸，就应该让位给真正贤明的统治者。因此，集权主义政治观念中预设之前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智商二元对立"，以及"圣明"所要求的超常智力构成了集权主义政治合法性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石。此外，再从社会利益分配角度看，"智商二元对立"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巨大差异提供了最深层的合法性。 三、"圣明"带来的惨重代价 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差别一般不大，但集权主义政治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惜对此进行扭曲，并且采取愚民政策人为地制造"智商二元对立"的现象，由此可以理解孔子的那句"格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经过神圣加冕的统治者在智力上被迫超越了世俗理性水准，达到"圣明"的境地，并把这一扭曲的观念千方百计地变成社会共识。所以，集权主义政治文化在给统治者的合法性进行神圣加冕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套上了一副紧箍咒--超凡智商的象征。在管理国家社稷时，必须以绝对正确的面目出现，不能出丁点差错，统治者在这方面没有了丝毫回旋之地。 何谓"圣明"？司马光说："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圣明者，对万事万物洞若观火，发见事物于未萌，且事起而尤能善后也。这样一来，古代集权主义的政府管理，对一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有着天然的隐瞒和不愿正视的强烈倾向。因为任何灾难的发生和由此产生的破坏性后果都是对"圣明"的亵渎，以及对"智商二元对立"的否定，从而对集权主义政治管理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威胁，最终对这种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社会统治阶层造成威胁。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政治运作时对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一再采取"鸵鸟政策"、不愿正视的根本原因。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集权主义的政治管理体制把一切本不该由自己承担、也承担不起的一些"责任"被迫承担了起来，尤其是被迫承担起那些具有"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因为，既然"圣明"，就应该对灾祸防范于未然，就应该避免因天灾人祸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四、现代政治理性的态度 其实，理性的社会管理意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灾害、社会冲突看成社会常态，具有不可抗拒性，并非一定是国家管理阶层的无能或失误所致。然而，在以"智商二元对立"为其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熏陶下，人们的认识、判断能力往往被彻底扭曲，已不具有分辨哪些责任是属于政府、哪些是不属于政府来承担的能力了，也没有能力看清天灾人祸的"不可抗拒性"，而认为社会管理层应该承担一切责任，迫使社会管理阶层背上了额外的包袱，把那些本不该承担的、具有"不可抗拒性"的自然、社会灾难发生的责任承担了起来。 西方政治文化中，也有人鼓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智商二元对立"，如尼采的"超人"，但毕竟是其社会思潮中的末流，昙花一现而已。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提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观念，并经过近代启蒙运动后，已经深入人心。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在国家管理方面恢复和传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民主政治传统。中世纪"君权神授"观念涤荡殆尽。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意识虽然缺乏科学性，但在其人们生而有罪的信仰背后，却是人人都有缺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因此，人是有缺陷的，而由有缺陷的人组成的政府也是有缺陷的。如此一来，东方政治文化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的"智商二元对立"以及统治者"圣明"的说法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全社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和社会灾难，决不会将那些"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的发生，和由此引起的破坏性后果让政府来承担，而政府也不用躲躲闪闪地回避灾难发生的事实。 五、传统政治意识下的灾难图景 在历史上，为推卸本不该承担的责任而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一种长期的国家管理行为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政治运作传统，这表明上述的"误识"已经成为一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共识"。此种状态下的政治运作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一开始便进入凶险莫测的赌博状态。如果要解决的问题无需依赖社会透明度，倒也侥幸。比如某地因故发生有损于"政府威信"的社会骚乱，官方可以一边予以否认或轻描淡写之，一边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历史上不乏这种先例。 但是，如果某些社会事件或灾难必须通过社会透明的途径才能得以解决，却用上述方式来处理，则灾难会成倍地扩大，并且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诱发出其它的灾难，甚至无中生有、小事变成大事。此种情形下，政府管理层的思路认为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则事态不可收拾，而尽可能地隐瞒事实将有助于争取时间解决问题，至少可将社会失控的时间往后拖。然而，老百姓的思路和情绪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认为政府管理层为了"面子"等自身利益采取了错误的"鸵鸟政策"而不顾一切后果，进而判断政府管理层对他们极不负责。这样，面对自然的、社会的灾难发生，本来政府管理层和人民大众应该进入同心协力的状态，来共同对付危机，现在却相互猜测、充满了不信任感甚至怨恨，社会陷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从而使社会和政府处于双重压力下。常言道："有天灾则必有人祸。"这句话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因此，从历史上看，几乎每次自然灾害或社会突发事件都极易引发社会的敌意、仇恨，从而导致社会分裂甚至崩溃，而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天灾人祸的发生往往会激发出社会强大的凝聚力。 结束语 这次"非典"疫情恰恰属于只能采取透明措施才能有效抑制的社会灾难，这次断然采取临阵换将和"透明"措施对集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惯性是一次成功的阻击！如果像关闭自守年代那样隐瞒或不愿正视，就不仅对本国人民不负责，也是对世界不负责。这次危机处理表明："智商二元对立"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仍然十分地强大，并差点酿成大祸，而局面的扭转无疑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得益于世界先进政治文化观念的引入。"非典"激发了现代政治理性同传统政治文化观念的冲突，而在这样一场冲突中，现代政治理性在中国已明显占据了上风。 2003．6．5于上海 上网日期 2003年06月11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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