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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亨德利--学术界的病毒：思想灌输和知识分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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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德里克·亨德利 著；吴万伟 译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6-1-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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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知识分子被学术界内外的人士描述为容易受到思想灌输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呢？从纳粹，斯大林主义的支配锁链到当今的恐怖分子网络，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意识形态的最后灌输宣传上，还是最初的启蒙阶段，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当然，不是所有的政治和宗教极端分子都倾向于提出意识形态的主张，或者鼓吹推广这些主张的类似灌输的策略。我们谨慎一点，假定那些极端分子和其他受到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毒害的知识分子包括既不是极端分子也不是主流学人的你我。第二，我们应该勾画出人们怎么使用术语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接着，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知识分子容易和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为伍。 在谈到意识形态内容和思想灌输方法的区分时，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过分关注自身利益的理论和运动，缺乏与其他观点和立场的人充分的互动。在积极的意义上，意识形态被看作激进派，不管他们追求经济，政治，或者别的文化根源的问题。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消极解释，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对自己完全肯定，根本不承认其他观点存在的理论和运动。同样的，他们也缺乏收集和分析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意识形态专家让人怀疑不是因为他们研究极端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从自己的假设中得出结论，总是一幅绝对真理的架势。同样的，我们认为政治，宗教，或其他文化极端主义者是有问题的，不仅因为他们简单的拥抱极端的想法，甚至负面的假定，而且因为他们首先假定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意识形态专家和极端主义者非常相似，他们都存在难以察觉的傲慢，都因为离得太近看不清楚，都是出于让人称赞的动机，都拒绝有限性，临时性，只承认确定性。这些是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获科学研究中都能找到充足证据的。他们将没有经过证实的绝对观念推广开来，空谈有时候和绝对主义相联系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本身是一种解释，处于意识形态的边缘。自由主义者孤立的理解传统和文本，割裂它们最初的和历史的背景。修辞的手段被翻译成了平淡的叙述。比如，世界被字面的理解为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出来的，或者“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下肋骨创造的”。市场被想象成真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进行公平的分配等。在学术界内部，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模型，命题被移植，被错误的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和自由主义相提并论。比如，被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欢呼的主张“不可避免的”发生阶级暴力，垂滴说（trickle-down）经济利益理论好像体现了数学命题的确定性。 和自由派极端分子一样，意识形态专家具备一些积极的和消极的品质。从积极的方面说，他们抓住问题的实质，“更公平的分配财富”的“五个极端主张”还是“十条戒命”。 意识形态专家和极端分子都表现出真诚，热情，都非常激烈，都有说到做到的勇气和承诺。他们都避免妥协，都具备对方的负面思想模式和特征，比如排斥异己者，假装发火，极权霸道，加上自我怀疑。 在意识形态或极端分子策略框架下，如果不是实质内容的话，出现了两种关系模式：意识形态孤立的关注自身利益，缺乏与其他观点的互动，极端的教条主义，绝对真理，永远正确，文化极端主义，自由主义的负面意义上，充满了过分简单化的倾向。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严厉的话语，意识形态祷文就是：“有秩序的错误也比复杂难懂的真理好。” 碰巧的是，无论什么形式的宗教信徒不管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声称绝对正确，有些批评家试图分清用命令代替了逻辑和证据作出预测的意识形态或极端主义。这些批评家既没有挑战宗教的核心观念也没有鼓吹上帝或者真主安拉是绝对正确的，相反他们指责那些宗教领袖或者预言家，这些自称说话甚至做是永远正确，自封为权威，不需要进一步证实或者不向任何人负责。 和意识形态或者极端主义内容相区别但不能分开的是对意识形态宣传和灌输的方法。与思想灌输相对照的是宣传，指的是利用虚假信息和操纵人们感情的过程，往往经过精心的策划组织。每当两个术语相互交叉使用的时候，它们就明显增加了对人们思想和感情上的影响力。无论极端右派，极端左派，还是中间派在宣传和灌输的策略方面肯定包含了自我欺骗，排除异己，通过大量信息让思想瘫痪，煽动人们的情绪等。这些措施都超过或者有别于强有力的劝说。强有力的劝说和思想灌输不同，或多或少要做出妥协。而且劝说诉诸思想和感情，很少采用欺骗的手法。而思想灌输往往不是结合思想和感情而是用思想代替感情或者用感情代替思想。因为自我欺骗和思想灌输和宣传的成功或失败紧密相联系，我们就重点考察学术界内外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这种自我欺骗。首先我们重复一下开头的问题。 那些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追求准确和严谨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陷入意识形态的泥沼呢？他们怎么会屈服于自己得出结论，杜绝一切证伪的可能性意识形态命题？而且他们如何接受思想灌输，思想欺骗，情感操纵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怎么都变成了近视眼，对明显的虚假缺乏批评的思考和勇气？ 首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不？为什么接受意识形态欺骗或者对意识形态策略软弱的人应该是尊敬别人的人？如果批评的思想区别于无法分开的比如，恐惧，愤怒，贪婪，傲慢（认知能力的自豪）等感情，和对权力的渴望，知识分子对欺骗和操纵就像癌症细胞一样同样没有免疫力。借用伊恩麦克费田（Ian McFadyen）的比喻《思想战争》（Mind Wars）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就像电脑系统中的病毒一样是迅速增长的。 也许知识分子特别容易受到侵袭，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习惯于和容易改变的观点打交道，而不是和钢铁水泥打交道。概念比具体的东西如砖头，有限的经济资源相比更容易改变，区分，糅合。为了容纳疲乏，紧张，或者别的压力，观点可以很容易的被歪曲，堆砌，尤其当“绝对正确的”思想体系排除任何证实或证伪的要求的情况下。对那些在思想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屈服就像傲慢一样是对这个职业的最大伤害，因为它们把观点和主张的自尊贬低为傲慢和自负。认识到知识分子职业上的缺陷可能会不情愿的承认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思想灌输，容易成为意识形态傲慢的俘虏。知识分子与别的人一样受到感情的挑战和局限。在这个民主的假设下，知识分子中间的病毒无所谓好坏，虽然这个病毒传播性更强大。如果你赞同这个假设，或许你就可以解释传染的原因。 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同样缺乏免疫力的情况可以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在第一个例子中，学界有些人仍然忘记学院或大学内部的公司化或管理型的思维模式的损害，看不到来自外部的公司或者基金会的明显压力，这些机构往往资助项目，研究所，或领导。学界中人表现得好像这些力量不可能影响他们客观地做出判断，哪怕是潜意识的。在商学院，医学院，或者娱乐业或体育活动中有些教授更是认定外来的资助或者广告的吸收将从来不会侵害他们。他们忘记了礼物往往是期待回报的，不管是公开的写出来还是宣读出来。不管是媒体观众还是学界中人的抗议或者决议，商业广告都穿透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同样的，公司广告和思想模式通过渗透关于销售，利润，管理效率，学生被看作消费者等等观点穿透了学术的客观性。(Academe, September-October 2001) 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社会党人和反对公司者。这些人认为公司的任何东西都是邪恶的，压迫性的。为了纠正全球贫富差异和不平等，光改革是不够的，应该打破一切重新再来。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管理机构，比修正改造更重要。在主要的大公司，国家，或国际组织中，邪恶是具体化的人。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都是不可救药的，没有能力改革的。所有这些主张作为密切相关的思想体系的交织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政治正确的，这个结论是不用思考就可以得出的。 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第三个例子是某些教授的表现，他们好像忘了不管是作为专家还是普通人，都只能是本领域的权威人物。如果他们忽略了不仅表现在他们宣讲的内容上，而且表现在他们讲解的方式上对学生的巨大潜在影响力，他们就可能把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感染的病菌传染给学生。这些在他们日益严重的传染中变得更加活跃。作为没有预设立场的指导者，而不是思想灌输者，教师所能避免的就是不再作出一时的决定，就是说教授要持续努力用自由和批评的思想替换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我们在这里强调四点：诚实的假设，有能力的研究和表达，公平地对待反对意见，自己独立思考的勇气。 诚实的假设不是现成的，而是一个努力的目标。理想的情况是像哥白尼一样先承认没有哪个天体是中心，别的东西都要围着它转。然后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发表成果，不能从别的大学的责任或班级准备中偷窃。老师要有这样的度量和勇气承认相关的假设，比如，他们对本领域最重大的问题，方法，权威的确定性或不可知论。对预先假设采取开放态度即保护了教授也保护了学生免受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危害，这些潜藏在各种议题的背后，不管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其他。 教授可以通过确认他们发现似是而非或者相互矛盾的前提和结论达到科学诚实的高度。比如否认自由存在的决定论者可能承认在实际上常常假定其存在或者从自己的经历中推定它存在。社会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可能承认临时的理论中可能存在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并没有消除意识形态，所有的真理都从意识形态里推断出来。为什么相当然的认为任何领域的最新理论建构就绝对正确？实际上人类思想史显示理论一般都是被别的理论或者相反的理论代替的。说到底，没有对假设的诚实态度，最后的结果肯定包含意识形态教条和思想灌输的可能性。 研究和表达的能力指的既是逻辑也是事实，既是表现也是组织。与其密切相关的内容是类别准备和澄清和说明的能力，甚至采用其他领域的事物的比喻。当然，范围宽泛的比喻可能威胁能力，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知识，或者离题的，不相关的。尽管我们尊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更多的专家往往脱离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必须更谨慎的保证自己的能力不会受到危害。无能和思想灌输不同，主要在于无能者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洗脑了。因为明显的天真，他们更容易陷入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深渊，因为忽视和无知。 公平对待反对观点来自良好的教学方法，正如它表现出的民主开放的精神。即使自然科学，如物理，也可以从相反的范式着手研究。对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其他模型或理论的宽容，对学生和老师都有好处，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立场有更全面地把握和了解。有时候，正是由于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修改甚至替换最初的假设。对相反观点的开放是意识形态绝对正确以及思想灌输宣传的最好解毒剂。因为学生可以自由表达相反的观点，他们开始认识到没有了自己或老师的介入有些同伴可能垄断整个讨论的过程。富有成效的学术讨论依赖于简洁，清楚，相关，在师生中间，尤其在有些人试图抢去别人发言时间和机会的人。建设性的交流应该是即兴的，如果他们都有准备的话。他们可以自由的进行，不需要依赖随意性。在开放和公平的氛围里，自由和批评性思考的能力就得到提高，可以抵御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侵蚀。 自己独立思考的勇气，不管是在教室内还是教室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创造性的想象力，批评性的对话，坚强的意志，拒绝自我欺骗。虽然所有四个条件都是需要的，但是任何一个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话都是不够的。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或思想灌输这证实它们单独的存在。 首先，批评性思考中的创造性想象力不是从帽子里拿出来的。凭直觉承认很少是没有代价的。有时候，我们凭知觉承认其实是随波逐流。拒绝团体性思考，有想象力的教授能够帮助学生研究控制学科或者交给他们研究什么的精英的范式内外的东西(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如果具体领域内的创造性的视野有时候随机性的出现，或者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并列出现，同时也是经过心血和汗水，不断的试验，无休止的努力培养起来的。它是通过敢于思考“盒子以外的东西”而得到发展壮大的。 第二，批评性的对话意味着表现尊重的沉默，聆听，和师生间的默契。沉默是批评性思考和创造性想象力的前提和组成部分。与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不同，沉默让双向的批评性的对话和真实的自我思考的交流成为可能。 第三，坚强的意志对于某个学科意味着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勇气，不仅是认知反面的更是感情方面的。他认同冒险的精神，赋予探索的激情，坚持自己的观点，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在有些情况下，批评性想象力和对话的代价是有勇气冒险被同事或同行边缘化，甚至被家人或朋友抛弃。他们更愿意接受意识形态的团体思考或思想灌输的潮流。 第四个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前提是自我欺骗。宣传能产生效果往往是某些措施已经内在化为接受者的本能反应后才出现的。经济或种族束缚非常成功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女人对男人的屈服一直非常盛行因为有些观念是女人自愿接受的。如果教师和学生不再把自己视为大学的组成人员，就没有必要接受行政管理获得认可。谁也不能免于自我欺骗的折磨，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最大的欺骗形式是师生全都隐藏在窒息批评性思考的大量信息的背后。 结论 总而言之，创造性想象力，批评性对话，坚强的意志，自我欺骗控制是组成自我独立思考的勇气。在理想的情况下，该勇气需要结合诚实的假设，研究和表达的能力，公平对待反对观点等。这些品质是大学内外的知识分子摆脱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关键。 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最大挑战不仅是负面的，而且是正面的。这是批评性思考模式，同时分享各自领域的专长。知识分子，包括大学里的教授对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特别脆弱，他们往往失去了容易被忘记的防御机制和武器来抵御这些病毒。这些不仅包括他们搜集和分析专业资料的专长，而且包括同等重要的作为批评性思考典范的作用。大学如果不是在最前沿防御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侵袭的话，至少应该是批评意识形态的源泉，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好才行。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还需要教会他们做人，培养他们思考所有人生问题的能力，批评性的思考自我，摆脱意识形态和思想灌输的毒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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