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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东：流氓世界的诞生（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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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敬文东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8-5-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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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老百姓的金庸 １ 金庸之诞生 说起来有些奇怪，名声显赫的金庸进行武侠小说创作似乎完全出于偶然：１９５５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小说连载以召揽订户，金氏的好友罗孚遂向该报推荐了金庸，后者赶鸭子上阵般用自己家乡－－浙江海宁－－关于乾隆皇帝的民间传说为由头，写出了他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１】结果是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金庸欣喜之余一发而不可收，甚至为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还创办了后来在香港声名赫赫的《明报》。到１９７２年写完封笔之作《鹿鼎记》为止，短短十几年内，居然写出了十二部长篇，三部中短篇（长篇小说是《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鹿鼎记》，中短篇小说是《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越女剑》）；１９４４年，由权威的三联书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就多达３６卷。 当然，说金氏创作武侠小说纯粹出于偶然并不全对；假如我们投机取巧地套用海明威的话则可以说，金庸的创作，自有一座“冰山”样的心理／文化上的准备，至于好友推荐这般具体由头，大可看作是浮出海面的“冰峰”。不过，正是这般具体由头，无意中造就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奇观：凡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甚至于让某些人惊呼，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个）作家、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写尽了中国的人生：一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及其武侠小说。【２】此说或可见仁见智，也非常可能让某些患有鲁迅所谓“贵恙”的人反胃或不屑，倒还是摸准了脉博，揭出了一些真象。 家喻户晓并不是优秀的别名，与杰出甚或伟大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武侠小说一向就被正统、严肃的学术界，不无鄙夷地称作“通俗小说”而难入其高贵法眼。 虽然二十世纪初叶就曾有人盛捧“鼓吹武德，提振侠风”【３】的《水浒传》，强烈主张小说创作应“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４】甚至号召编辑“以侠客为主义”的杂志，【５】沈雁冰却站在为新文学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的立场，斥此为小市民的“迷魂汤”；【６】郑振铎则无师自通地从接受美学角度，痛贬武侠小说之流行，无非是读者“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心理”；【７】连几十年后的金庸，迫于压力，也不得不承认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８】而在一个提倡“血与泪”的革命文学时代，“娱乐性”早已被宣布为过去（时）的东西了。搞得一些武侠小说名家满面惭愧，乃至宣称自己是被逼为娼，甚至立即宣布要“退出说林，不愿更为冯妇”。【９】即便在今天，正如陈平原指出的，虽然有了金庸这样的武侠名家横空出世，也引起了部份好事者的关注，“但在正统文化人心目中的武侠小说仍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垃圾’”。【１０】－－从前说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现在又变成了青少年的海洛因。问题还都出在武侠小说上。 摆出一副社论面孔的高贵的学术界似乎忘了，他们津津乐道的作为“纯文学”的小说，与所谓通俗小说一样，恰好起始于和正史文化（史官文化）相对立的民间野史文化【１１】－－强行被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不过是同出一母的兄弟。真实的情况是，世上并没有什么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只有优秀的文学和不优秀的文学之区分。 姑且不忙论涉这一点，退一万步说，我们只需要问，当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之流，不也正被正统文体（比如诗、文）所打击和嘲笑吗？《金瓶梅》被断言为诲淫诲盗，吓得作者连姓名也不敢署，倒也给其后貌似高深的学者准备了铁饭碗；《红楼梦》呢？那是破落户的惆怅，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难入经生儒士的尊眼，至于走红甚或火爆，不过是百余年间的事。即便号称为“言志”的诗歌，也长久以来通被看作是“载道”之文的“余事”。今人以西洋小说为参照，以为只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才是纯文学，才称得上正经、严肃，殊不知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早已为这种说法道出了行状：“小说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迹像至今还能看到”－－哪管你是乔伊斯还是普鲁斯特！【１２】这大约还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酸的穷措大之举吧？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金庸的出现，恰好足以让自封高雅的批评界难堪了：一方面依然是采取痛斥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却又无从打倒；另一方面是高度赞扬以致于推崇备致，却又找不到切合实际的批评方略。这差不多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报应了。 鲁迅曾讽刺过自封高雅的林纾等辈：“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１３】虽说是针对“崇文言而贬白话”所发的议论，用在这里怕还有些道理。 学界无论如何也应该注意到一点：为什么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在今天有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其作品会经久不衰？新武侠小说一般都以古代为时空坐标，和提倡现实主义、关注国事民瘼的宗旨相距何止天壤，而为什么众多的读者偏偏喜欢与自己的现实人生处境八杆子也打不着的古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呢？这一切难道真的不值得深究？ 曾经风靡一时的尤金、琼瑶，在大陆读者心目中曾经留下的印象现在恐怕已经烟消云散了，而金庸仍然是各阶层读者一块巨大的磁石，犹如《书剑恩仇录》中大漠古城王宫里的巨大磁石，仍在吸引读者、挑逗读者的胃口－－这有一印再印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为证。面对如斯境况，我们不应该再保持缄默。鲁迅《狂人日记》里那位疯子有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对我们来说，情况依然是这样。让我们把所有关于通俗的武侠小说的言论，关于金庸的所有说法（不论好坏），都暂且悬置在胡塞尔的那个括弧内，先从心灵现象学的水平上，来一番检讨再说。 -------------------------------------------------------------------------------- 【１】参见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１－５７页。 【２】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第１页。 【２】 【３】《小说丛话》中定一语，《新小说》１５号，１９０５年。 【４】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２卷５号，１９０４年。 【５】《〈新新小说〉特白》，《新新小说》３号，１９０４年。 【６】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３０卷３号，１９３３年。 【７】郑振铎《论武侠小说》，《海燕》，新中国书店，１９３２年。 【８】《金庸访问记》，《诸子百家看金庸》（三），远流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９】郑逸梅《不肖生》，《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１０】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５页。 【１１】本书其后部份对此将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１２】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页、第４１页。 【１３】鲁迅《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开篇：老百姓的金庸 ２ 替人民做梦 〔续前页〕 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就是要考察某一部（类）作品，包含有何种程度的期待视野（Horizon Expectation），期待视野越大，但还不至于和读者的心理渴求完全同一时，读者从中获得的共鸣愈强烈，不言而喻，该类作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欣赏者在进入欣赏过程时，并非像一个神偷那样，以妙手空空的心理白板去“顺应”，而是以一种完整的内在经验模式和心理期待去同化文本，并由此得到对自己需求的证实－－这就是期待视野的本意了。期待视野的形成，涉及到读者的志趣、爱好、个人情怀，以及时代与社会思潮；而最大者莫过于潜藏在读者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了。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获得的，而是先天存在的”。【１４】看似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集体无意识，其实具体地来源于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承传、积淀，并通过我们的行动得到表彰。“考察某类作品包含着读者何种程度的期待视野”，最主要的，大概要数考察它包含有何种程度的集体无意识了。 遗憾的是，以此为角度探寻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存在合理性的工作，目前做得还太少；武侠小说的合法性，单凭一句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断语，其实并不济事，它和说武侠小说是文化垃圾、迷魂汤，并无什么差异。华莱士·马丁说，文学评论家很少屈尊去研究流行的、公式化的叙事类型，如侦探小说、现代罗曼司、西部小说、连续广播剧；如果它们的无意识内容能够被发现的话，它们也许会提供一些有关我们社会的有趣信息。【１５】华莱士的提醒固然让人神往，听见、听懂的人好像并不多。金庸小说堪称另一种意义的“现代罗曼司”，虽然他笔下的时空在古代中国，但这并不妨碍读者的兴致。 郭靖呆鸟一个，却机缘巧合学成绝世武功，立功杀敌，声名响逾身后（《射雕英雄传》），这该为那些想当元帅却未当成的好士兵，提供了多少想象和意淫式的满足！韦小宝流氓无赖之身，却幸御七个出身高贵的绝色美女（《鹿鼎记》），让那些偷偷摸摸找情人、一门心思渴望婚外恋的现代人，多想回到小说中，代替“阳具有无限活力”（胡河清语）的小无赖……。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车站、码头，甚至家中遭抢劫、遭伤害，却不敢也无力拼死向前讨还公道、讨还说法时，自然希望令狐冲（《笑傲江湖》）、袁承志（《碧血剑》）、乔峰（《天龙八部》）、张无忌（《倚天屠龙记 》）、胡斐（《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从书中出来，替我们打发了眼前的浑帐玩意，如同他们经常在金庸笔下做过的那样。 唐君毅意味深长地感叹道：“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报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并“伸展人间之委曲，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１６】－－用一句海子的诗说，“我们在千里之外的沙漠上”，就听见这种可爱的侠客精神了。金庸小说在中国有这么大市场，无疑与中国漫长的重人治而不重法制的封建社会，恶梦般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离乱史有关－－“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１７】是这种离乱史最有哲学意味的总结；也和由此形成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民族心理有关。侠客，就是金庸为我们提供的众多救助者中最诱人的一种。 有人指出，中国的侠是为了一种不属于自我的、指向他人的义而行侠，【１８】“指向他人”正好与“被救助”的心理期待一拍即合；“在我们的观念里，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府为难，但总站在民众一边”，【１９】这就更把话讲白了；至于侠客“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２０】更是一语道破，决不留情；而“真是行侠仗义之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２１】人们渴望的也恰好是这种“见了不平之事”“便放不下”的人物……。郑振铎曾经挖苦读者悬盼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宽慰了自己无希望的反抗心理，虽说是站在反对党立场讲话，却颇见功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陈平原的观点：武侠小说之流行也许并不是一桩值得庆贺的好事。 侠一出现，便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恐慌。《韩非·五蠹》申斥道：“侠以武犯禁”。一个“犯”字可卷可点。荀悦《汉纪·孝武纪》则说：“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行于也者，谓这游侠”。这个评语来得意味深长──君不见，大字不识一筐的张无忌“立气势”当了明教教主，整日里大谈多角恋，而他的“私交”杨左使、范右使，还筹划让他当皇上哩。若不是野心家朱元璋犯上作乱锁拿了教主，明朝的天下说不得的要姓张了（《倚天屠龙记》）－－而这似乎也有野史为证。据说，刚当皇帝的朱洪武曾志得意满地对刘基说：“本是沿途打劫，没想到弄假成真”。吓得刘伯温连满伸出头去，看看是否有太监在偷听……。张无忌其实也有机会“弄假成真”，只不过据金庸说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而已。【２２】伪侠客兼小流氓韦小宝，混迹于清宫与天地会，赢得了敌对双方的共同好感，大儒顾炎武甚至建议让他当皇帝，以救我大汉民族于清人之水火（《鹿鼎记》）……。 此情此境，在统治者看来，侠是社会不稳定、危及自身统治权威的重要因素，自然在残酷打击之列。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指出，西方的骑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中国的游侠则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２３】向以神州华夏为天下的中国王权，自然不屑于知道西夷的骑士，却实用主义地知道了本土的侠对自己生死攸关的利害所在。这样才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铸以金人十二”，【２４】当然，他肯定不会忘记没收侠客的宝剑；汉武帝强令长安豪侠迁徙茂陵，不惜杀戒大开，倒也史有明载。【２５】到了金庸小说，康熙屡命他的“朋友”韦小宝去扑灭天地会（《鹿鼎记》）；乾隆用洋枪射杀其弟陈家洛的红花会诸雄（《书剑恩仇录》），也是着眼于此。 不过，统治阶级自有力不到七寸的时候：《书剑恩仇录》里的好汉子赵半山、无尘道长等人，虽九死尚余一生，在《飞狐外传》中依然仗剑斗狠，不时视官府为寇仇－－侠在遭到韩非痛斥后，并未销声匿迹，也并未曾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全变作了上海滩的流氓。【２６】虽自《汉书》以降，正史几乎通统不载，侠却在近两千年的中国诗文、戏曲、裨官、野史中不断出没，及直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仪小说而至二十世纪新武侠小说，一时蔚为壮观。【２７】不过，真实的侠已变作了纸上的侠，不大再走入尘世，却活在老百姓的期待视野里、集体无意识中。儒侠（陈家洛、郭靖、袁承志)、道侠（令狐冲、风清扬）、佛侠（虚竹、一灯大师）、丐侠（洪七公）、邪侠（夏雪宜、莫大先生）、疯侠（桃谷六仙）……，金庸笔下诸如此类的侠客，不过是众多新旧侠客中的一批－－当然，他们是更有吸引力，更能满足读者渴求心理的一批。 侠大多出没于乱世；或者说，乱世需要侠，也造就了侠。吴炽昌曾说：“此侠客也！古今恒有之。弟茫茫宇宙，其人安在耶？俾予遇之，愿再拜而投诸门下，习其术，抽取天下贪墨之财，以济四穷而助公举，不亦快哉”【２８】－－历史上这样，金氏小说中同样如此。金庸集中火力体现了“需要侠”这一特质，极大满足了读者潜意识深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期待视野。据说苏东坡曾为此感叹不已：“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有险陂邪怪者，辄决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呼!据重位厚禄，造恶不悛，以结人怨者，不可不畏隐娘之事也”【２９】－－这差不多是集警告“险陂邪怪者”和欣慰能“被救助”于一体的上好说明了。《七剑十三侠》第一回说：“天下有这三等极恶之人（即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作者注），王法制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仙之流去收拾他”。而“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的乱世，【３０】在中国历史上曾层出不穷；连一向为统治阶级说尽了好话的欧阳修，也有偶尔的大彻大悟：“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行。奸凶与佞媚，胆破骨亦惊”。【３１】不是王法治他不得，要真的如此，欧阳修就不会为统治阶级的正史文化说话了；而是王法不治他，要真不如此，欧阳修也就不必假剑破妖了。 乱世就更是这样。金庸小说的时空坐标往往安放在宋末（《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元末（《倚天屠龙记》）、明末（《碧血剑》）、清初（《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就是钻了这一空子。很难设想，清明世道会有“负剑远行游”、“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欲报天下不平事，方显人间真丈夫”的侠客。方以智说得好：“上失其道，无以属民，故游侠之徒以任得民。”【３２】太史公更是用饱含同情的口气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连圣者虞舜也曾窘于井禀，伊尹还贫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至于“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更是人间常事。他们已经如此这般了，“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３３】司马迁用反诘的语气问道。武功在身的杨铁心、郭啸天，离乱年头尚且性命不保，更何况他们牛家村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射雕英雄传》第１回）！陈家洛的红花会诸雄，在救了因未婚妻被人抢去做妾上吊自杀的周阿三后，此人不但不感激救命者，反而埋怨他们：“爷们还是让我死的好！”侠客章进嘲笑周阿三：“你这人没出息，干么不和这姓方的去拼命？”另一个女侠骆冰却嘲笑章进：“他有你章爷的一成本事就好了！”（《书剑恩仇录》第九回）看见了吧，这就是连“中材”也还谈不上的小民，在乱世经常会遭遇到的真实景况。“世何以重侠游？世无公道，民抑无所告诉，乃归之侠也。”【３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近人柳亚子的诗句“乱世天教重侠游”，也许倒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上失其道”的乱世，文人、学士尚且可以自建一座桃花源避祸躲杀，“中材”之人或“材”远不及“中”的“愚民”、“群氓”，毫无能力自保，悬盼“济贫自有飞仙剑”，【３５】大约也不应得到过份的谴责吧？让每个人在受到残酷伤害时，都去舍身炸碉堡、杀身成仁，都能起来做着有希望反抗，听起来固然豪雄，实行起来未免太难；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愚民”、“群氓”倒也许倒更能深解“好死不如赖活”的精义－－那一帮躲进桃花源，却又指手画脚的文人士大夫们，难道就真的不懂好死不如赖活？他们自己是知道的！危难关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３６】毕竟为没能力、无胆量的乱世草民，提供了与文人学士桃花源相类的安慰之物；比如那被抢走未婚妻而绝望上吊的人儿，就因为红花会诸雄得以报仇雪恨，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潜藏在心里的，从历史长期积淀、承传而来的渴求被救助的弱者的潜意识，惯性所及，使现时代的读者在阅读金庸时，仍激动不已。“侠之大者”（金庸语）郭靖，在襄阳太守于金兵兵临城下，惊慌失措拥姬妾在桌下狂抖不已时，以一个草民身份率众抗金，救满城于水火，免去了一场玉石俱焚的大灾难（《射雕英雄传》）；袁承志施展绝世武功，仗剑挥杀明兵，救无数贫民于断头流血、命如蝼蚁之际（《碧血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正是乱世“草民”一点可怜的幻想。幻想中的侠客已成了他们的“佩剑神”，【３７】侠客也因此早已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 《史记考要》称司马迁《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之作，显示出柯维骐作为史家知人论世的深湛洞察力：“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当此危难关头，所有平常为自己敞开的大门业已悉数关闭，司马迁念及“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侠客，当在情理之中。“天下多有不平事，人间难遇有心人”。【３８】如司马迁、周阿三这样遭受“不平”者委实过多，“有心人” 则未免太少。“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此之谓也。黄公度与梁启超书曰：“二百余年……蒽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申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３９】这差不多是“难遇有心人”的的注，也是“侠骨无多”的根本缘由了。由此是不是也可以反证人们是多么地渴望侠客，渴望被救助的心理图示呢？张潮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销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４０】 问题是，会仗剑以求公道的，总归只是一小撮，杀人作恶者中，却又是“练家子”居多，比如西毒欧阳锋（《射雕英雄传》）、伪君子岳不群（《笑傲江湖》）、鹰爪孙张召重（《书剑恩仇录》）、道家逆徒玉真子（《碧血剑》）、狂徒丁春秋（《天龙八部》）……更是杀人如麻的高手中的高手；即便是李逵劫法场，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据鲁迅揭发，首先砍的却是无罪的看客，万世敬仰的武都头为报大仇，血溅鸳鸯楼，竟杀死张都监一家十五口，《无双传》中的左押衙行侠，却也冤死者十余人；像袁承志、郭靖、狄云（《连城诀》）、张无忌那样有机会、有能力报仇者，少之又少。当真是“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块垒当谁告？”【４１】悬盼侠客的出现，渴望自己也能成为侠客，构成了危难之时中国人的典型心态，累积加叠，早已变作集体无意识内化于国人心理深处，因而在读金氏小说时，引起的强烈共鸣自不待言。与其说读书流泪，替古人伤心，勿宁说是在自己期待视野的驱使下，为千万个中国人中的这一个“我”自己而悲伤。在漫长而残暴的封建制度下，“侠”仿佛成了一般老百姓能抱有的唯一能摆脱恶梦般灾难的“白日梦”了。有人说，侠常常代表着芸芸众生那些基本的，但往往是得不到正常允可的人生与社会理想，由是，侠成了一种文化现象。【４２】说得很对，但应该再加上一条：侠更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集体无意识的物质化的原型。 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承传的因素。诚如荣格所说，它是先天的。渴望被救助的念头被长期动荡不安的历史现实不断强化；民族心理深处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时时探出头来，在人毫无防范时，偷偷溜进了读者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态度中，并不因你是陛下、当今、主上，他是草民、商贾、喊“（喳）！”的奴才有何不同。“你命运的星宿在你自己胸中”，塞利对毕伦斯坦说。想消灭、消解、颠覆它，大概只是一腔春梦。正是民族意识深处渴求被救助的集体无意识这类似于命运的东西，直接显现为对武侠小说的接受心理和期待视野，才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常盛不衰。 -------------------------------------------------------------------------------- 【１４】荣格《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３页。 【１５】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１３页。 【１６】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中正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４０页。 【１７】《易·序卦传》。 【１８】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０页。 【１９】（龚鹏程《大侠》，台湾锦冠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页。 【２０】李景星《四史评论》。 【２１】《三侠五义》第１５回。 【２２】金庸《倚天屠龙记·后记》（三联版），１９９３年。 【２３】刘若愚《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第１９４页。 【２４】贾宜《过秦论》。 【２５】主父偃上书汉武帝，针对日趋发展的豪侠势力提出过一条重要策略：“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尽可徙茂陵……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汉书·武帝纪》）其后更是发展到以侠治侠（见《汉书·酷吏传》）及杀戒大开（见《史记·酷吏列传》）。 【２６】鲁迅《流氓的变迁》。 【２７】刘若愚的《中国之侠》一书引证了大量中国文史典籍中的侠客材料；张志和、郑春元《中国文史中的侠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也颇有发现。 【２８】吴炽昌《西窗随笔》卷四。 【２９】《渔樵闲话录》。 【３０】陶宗义《南田辍耕录》卷三。 【３１】欧阳修《宝剑》。 【３２】方以智《曼寓草·任论》。 【３３】《史记·游侠列传》。 【３４】汪子厚《陈公仪师徒》，载《武侠丛谈》，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５页。 【３５】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北斗》１卷２期，１９３１年。 【３６】《史记·游侠列传》。 【３７】参阅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第２６８页。 【３８】汤显祖《紫钗记》５３出。 【３９】《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八年条。 【４０】张潮《幽梦影》。 【４１】黄遵宪《侠客行》。 【４２】刘新风《论侠意识》，《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６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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