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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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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8-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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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有人用三个词概括我：敏感，脆弱，清高。至少在上初中时，我的敏感和脆弱就已经很明显了，清高则是在上高中时才明显起来。我紧张多疑，容易想入非非。大约十一岁时，我玩一根钢丝，把手指拉了一个口子，血浆冒出来了。我看见血浆，便想象自己快死了，想着想着，眼前发黑，昏了过去。父亲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轻松地说：神经过敏。差不多同时期，有一天，父母外出，到天黑仍没有回家。这时候，我的病态的想象力活跃起来了，设想出各种可怕的情景，总之他们一定遭到了不幸，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大哭，拉着姐姐要她带我去找爸爸妈妈，姐姐也没有办法，只好陪着我哭。正当我们哭成一团时，父亲和母亲回来了，原来他们不过是到大伯父家串门了。直到现在，我仍有这种神经质的多疑症，别的事情无所谓，但凡涉及健康和安全，包括自己的和亲友的，遇到情况就容易朝最坏处想，自己把自己吓唬一通。 其实我也意识到自己太弱，很想改变。初中时，我有一个小本子，专记锻炼自己的各种措施。记得其中有一条是，规定冬天在户外时手不准插在衣袋里，藉此磨练意志。我当真这样做了，寒风再刺骨，手也不往衣袋里插，为此感到很自豪。院子里一个小姑娘偶尔知道了我的这个规定，露出一脸困惑，听了我的解释，她立刻换上了敬佩的神情。 那些日子里，我最担忧的是母亲的身体。当她在炉前煮饭炒菜时，我常常站在她身边，仰起小脸满怀同情地凝望着她的面庞。我希望她知道儿子的心意，从中得到安慰。瞿太太看见这种情形，不止一次说我是个孝子。母亲对我也有明显的偏爱，喜欢带我上街，每次一定会买点心给我吃，并叮嘱我不要告诉弟妹们。可是，年龄稍大一些后，我有了虚荣心，不愿意和母亲一起上街，她为此难过地责备我看不起她了。母亲身体一直不强壮，但老来却硬朗了起来，今年已八十七高龄，依然腰板挺直，头发基本乌黑。她日常和妹妹一起住，妹妹感慨地说，这么大年纪的人一点儿不让儿女操心，实在少见。她从来喜欢看悲欢离合的故事，无论电视里的还是杂志上的，都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听说最近忽然在读我的书了，我想她一定是想知道，儿子整天写啊写，到底写出了什么无趣的东西。 回想起来，我少年时的性格中确有讨人嫌的一面。家中子女中，我一直居于最受宠的地位，这使我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优越感，霸道，自我中心，受不得一点委屈。有一次，我和妹妹吵架，踹了她一脚，她捂着腰哭叫起来，母亲责备了我。我是那样伤心，觉得母亲辜负了我的一片孝心，便躺在地上乱哭乱蹬，顺手抓起我喜爱的一副扑克牌撕得粉碎。没有人理睬我。我走到镜子前，看见自己那一副涕泪满面的尊容，越发自我怜悯，掀起新一轮号啕大哭的高潮。仍然没有人理睬我。我自感无趣，止住哭，走到楼下。门外正下大雨，我对着雨发愣，想象自己冒雨出走，父母四处寻找而不见我的踪影，以为我寻了短见，感到后悔莫及。啊，最好我真的死一次，我的灵魂能够离开躯体躲到一边，偷看他们懊悔和悲伤的样子，然后灵魂又回到肉体，我活了过来。可是，我知道人死了不能复活，而我不愿意死，甚至不愿意淋雨，所以，在发了一会儿愣之后，我乖乖地回到了楼上。不过，在别的时候，我常常成功地用出走来对付大人的发怒，在街上消磨掉半天一天。这一着很灵，再回到家里时，大人的怒气已息，比平时更加温和。 十五 父与子的难题 我家人民广场的住房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横着一口大柜，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口大柜的某一格里放着父亲的书，我经常爬到柜子边沿上去翻看。有一回，我翻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好奇地偷读起来。其中一页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父亲记录的别人对他的批评和他自己的检讨，主要是脾气急躁和态度粗暴之类。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是，当时我却觉得犹如五雷轰顶。在此之前，我对父亲一直怀着崇拜的心理，并且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说他不好，而他必须向他们承认自己不好。这件事一下子打破了 我的幼稚的崇父心理，使我发现他的权威仅对子女有效，在所有其他人眼中不过是个凡人。此后许多天里，我的心情沉郁而复杂，一面深深地同情他，自以为懂得了他的秘密苦恼，一面为窥见了他的凡人面貌而感到羞愧和不安。 我上小学时，父亲才三十开外，仍很有生活的乐趣。每年元宵节，他会亲手制作一只精致的走马灯，在纸屏的各面绘上不同的水彩画，挂在屋子里。电灯一亮，纸屏旋转起来，令我惊喜不已。他还喜欢养小白鼠，我们叫洋老鼠，也是自己动手制作鼠箱，里面有楼梯、跳板、转轮等，宛如一个小小游乐场。鼠箱的一面是玻璃，孩子们聚在前面看小鼠玩闹，笑声不断。我心中暗暗佩服父亲，真觉得他那一双巧手无所不能。然而，我上初中时，有一件事使我发现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许多作品，包括一顶硬纸做的军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坏我的作品，便把它们藏在那口大柜的顶上。和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时，我要用那顶军官帽，不免经常踩着柜子边沿爬上爬下。父亲对此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终于发作了，夺过我的军官帽扔在地上，一脚踩烂了。当时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亲手为孩子做玩具，到亲手毁坏孩子做的玩具，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变得相当暴躁。他难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带我们玩，从早到晚忙于工作。因为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觉，那时我们在家里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轻声说一句话，咳嗽一声，稍微弄出一点声音，都会遭到他的斥责。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是他千辛万苦养大了我们。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感到，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由于长期担任基层领导，他说话的口气中又掺入了一种训示下级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他还打孩子，经常挨打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因为淘气，一个是因为他所认为的笨。我不记得他打过我，但我并不因此原谅他。有一段时间，我对他怀有相当敌对的情绪，看见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别的地方去看书。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著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十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十六 迷恋数学和作文 我是听从我暗恋的女生的建议报考上海中学的，并且考上了。虽然实际情形并不像她所说有小汽车接送，但我完全不必后悔。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最好的一所中学，规模、设备、师资、教学质量都是第一流的，考上上中被公认是一种荣耀。 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创建已近百年。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教学主楼被命名为龙门楼。另一幢教室大楼叫先棉堂，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纺织家黄道婆。黄道婆的墓就在离 学校不远的地方，只有一个土堆和一块简陋的石碑。最使我满意的是学校位于郊区，校园很大，颇有田园风味。一条小河从校园里穿越，一侧分布着教室区和宿舍区，另一侧是宽阔的校办农场。我常常在河边散步，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一二要好的同学一起，度过了许多个美丽的黄昏。从喧闹的市区来到这所幽静的名校，我感到心情舒畅，立刻就适应了寄宿生活。 当时的校长叫叶克平，在我眼里是一个喜欢作冗长枯燥报告的矮个子。学生们崇拜团委书记夏聿修，他作的报告亲切而风趣。我们的班主任，一二年级时是张琴娟，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小个子妇女，自尊心很强，常被顽皮的男生气得偷偷哭泣。上中有一个规矩，每个班要选择一个英雄人物作班名，如果校方认为符合了条件，就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授予绣着英雄名字的班旗，并在教室里悬挂英雄的画像。张老师教政治课，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争取命名了，终于使我们班获得了安业民班的称号。现在我只记得，安业民是一个因公牺牲的海军战士。三年级的班主任姓汤，是一个白发瘪嘴老太太，学英语出身，解放后只好改行，教我们俄语。上中的教学以数理化著称，多有经验的老教师，我记得其中二位。一位是代数老师华筱，她是老处女，教学风格严厉而细致。另一位是物理老师，名字忘记了，方脸矮脚，自称是自学成才。每次轮到他上课，铃声一响，他低着头匆匆走进教室，对谁也不看一眼，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起来。写满了一黑板，擦掉接着再写，几乎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到下课。铃声一响，他又低着头匆匆走出了教室。 上中不愧是名校，不但师资力量强，而且学生水平高。在我看来，这后一个特点更为重要。在一个班级里，聪明好学的学生不是一二个，而是十来个，就足以形成和带动一种风气。对于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宜的环境，他的聪明有了同伴，他的好学有了对手。我们班的尖子学生有两类。一类执著于一科，例如许烨烨，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早到晚安坐在课桌前解数学难题，而他的确是全年级头号数学尖子。另一类兴趣广泛，例如黄以和，他是立体几何课代表，同时爱读各种闲书，能言善辩，显得博学多才。我也属于后一类，和黄以和很谈得来，常在一起闲聊和斗嘴，但锋芒大不如他。 与初中时一样，在高中，我最喜欢的课程仍是数学。我在班上先后担任几何和三角的课代表，还每周定期给成绩差的同学上辅导课。教几何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有一回，他在课上做习题示范，我发现他的解法过于复杂，提出了一种简易得多的解法，他立即脸红了，虚心地表示服气。高二的暑假里，我还在家里自学高等数学，初步弄了一下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始终觉得，平面几何的有趣是其他数学科目不能比拟的，最接近于纯粹智力的游戏。我喜欢的另一门课程是语文，不是喜欢读背课文，而是喜欢写作文。我们的语文老师叫钱昌巽，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豁着一颗牙，但说话很有底气。他最赞赏两个学生的作文，赞赏施佐让是因为语法的无可挑剔和词汇的丰富，赞赏我是因为有真情实感和独立见解。除作文外，我在课余还常写一些东西，有散文也有小说，每隔一段时间装订成册，总共有十来册。这些习作都已不复存在，当时我也没有给任何人看，现在我如果读到，一定会觉得它们不成样子。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藉之学会了用写作自娱，体会到了写作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用处，本身仍是一种快乐。 从我中学时的学习情况看，我的智力性质显然是长于思考和理解，短于观察和记忆。因此，对于经验性比较强的学科，例如理科中的物理、化学，文科中的历史、地理，我都不太喜欢，成绩也要差些。就写作文而言，我也是长于说理和言情，短于叙事。我仿佛自由地跨越于两端，一端是头脑的抽象思维，另一端是内心的情感体验，其间没有过渡，也不需要过渡。在一定意义上，数学和诗都是离现实最远的，而它们是我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当我面对外在的经验世界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我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在同学中，和我交往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儿人文倾向，比如黄以和。还有一位计安欣，是农家子弟，有一天郑重地向我表达钦佩之情，并借去了我的读书笔记，从此我们有了密切的来往。他有一本旧书，是名人语录的汇编，收得最多的是曾国藩语录，我曾长期借阅并摘抄，深受其中励志言论的影响。计爱好文学，理科成绩平平，但在上中重理轻文传统的压力下，毕业时违心报考了理科，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我与别班同学也有少许交往。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小个子，瘦黑脸，戴着同样的眼镜，也都是数学尖子。一般人分不清这对同卵孪生子，我一眼就能识别，差别在神情上，那个哥哥多了一种柔和的光辉，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在数学外还有人文兴趣。他在课间休息时常来找我，我们成了朋友。上中设有理科专门班，学制比普通班少一年，我们班曾与一个理科班举行联谊会。我记得这次活动，是因为那个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学生，我们在会上见了面。当时我正读《儒林外史》，开会时带去了，他翻了翻，说他不看文学书，这就注定了我们不会有进一步的交往。 十七 孤僻的少年 我是带着秘密的苦闷进入高中的，这种苦闷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而敏感。在整个高中时期，我像苦行僧一样鞭策自己刻苦学习，而对女孩子仿佛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欢互相打闹，我见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们又在玩闹，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后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脑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脸。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活泼的女生，而她的举动其实也是对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因为我的古板，班上那个最漂亮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小老头儿的绰号。现在我分析，当时 我实际上是处在性心理的自发调整阶段，为了不让肉欲的觉醒损害异性的诗意，我便不自觉地远离异性，在我和她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 我在班上担任黑板报的主编，我曾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观点，抨击男女生之间的调情现象。记得有一则杂感是这样写的：“有的男生喜欢说你们女生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女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么样。”这一挑战很快招来了报复。在此之前，语文老师在课上宣读过我的一篇题为《当起床铃响起的时候》的作文，那是一篇小小说，写一个叫小林的学生爱睡懒觉，装病不起床，躲在蚊帐里吃点心，被前来探望的老师发现，情境十分狼狈。于是，在我主持的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未经我审稿的匿名文章，题目是《小林与小平》，嘲笑我就是那个小林。我很快就知道，文章是黄以和牵头写的，他是最喜欢和女生嬉闹的一个男生，难怪要想办法回敬我一下了。 造成我孤僻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病弱，因而脑中充满悲观的思想。高三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大受感染，一气写了许多诗词。它们不外两类内容，一是言志，另一便是叹生忧死。在后一类诗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一夕可尽千年梦，直对人世叹无常”；“十六少年已多病，六十难逃灰土行”；“无疾不知有疾苦，纳世雄心竟入土”。读到历史上王勃等短命诗人的事迹，我不胜伤感，仿佛那也是我的命运。我睡眠很不好，常常在半夜醒来，受两样东西的煎熬，便是性与死。性与死是我的两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黑夜中真相毕露。被窝里是猖獗的性，窗外无边的黑暗中是狰狞的死。我仿佛能极真切地看到死，看到死后自己绝对消失、永远不复存在的情景，因而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和空虚。 我的孤僻表现在与同学的关系上，便是一种不合群的清高。聚在宿舍里打扑克牌或瞎聊天的人群中，是绝对看不到我的影子的。我上高中的三年正是经济困难时期，我自己对之并无深切感受，至多不过是粮食定量降低，餐桌上经常有豆渣，在我都不是什么痛苦。由于在上海县境内，上中相当一部分招生指标是面向农村的，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了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有一些同学总是抢先到达食堂，为了掌握自己那一桌分菜的权力，给自己多分一些。这些现象令我十分厌恶，使我更要显出一种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了。 对于那时候的高中学生来说，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大事。一个没有入团的学生，在众人眼中就是一个落后分子，仿佛入了另册一样。高二时，我满十五岁，离队前夕也写了入团申请。然而，因为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直到高中毕业，直到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我始终不能入团。所谓主动靠拢组织，就是要不停地向团干部表示决心，汇报思想。我的天性使我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被动靠拢，也就是团干部主动找我谈话，我都会感到极其别扭，觉得有不可克服的心理障碍。障碍有二，一是我说不出那种雷同的政治思想语言，那种语言对于我始终是陌生异己的东西，二是我更装不出这种语言好像是我的心里话似的，赋予它们一种感情色彩。我并非那样超脱，在很长时间里，因为班上多数同学是团员，自己被排斥在外，真感到抬不起头。但是，在看清了这件事与我的天性的矛盾之后，心里就坦然了。 主观和客观的情形都使我更加专注于内心，我找到了一种忍受孤独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在上小学时，我就自发地写日记了，所记的都是一些琐屑的事情，诸如父亲带我到谁家作客、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之类。在这种孩子气的日记中隐藏着一切写作的基本动机，就是要用文字留住生活中的快乐，留住岁月，不让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上初中时，我已经基本上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从高一下学期起，我开始天天写日记，一直坚持到文革中的某一天，八年中从未间断。日记成了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每天我把许多时间献给它，我的一切都可以向它倾诉。在这过程中，它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它和我对话，进行分析、评价、开导，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我从写日记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形成了一个内心生活的空间，一种与一个更高的自我对话的习惯。 十八 扑在书本上 我的女儿两岁时，妈妈给她读童话故事，她盯着妈妈手中的那本书诧异地问：“这里面都是字，故事在哪里呢？”现在，五岁的她已经认许多字，妈妈仍然给她读童话故事，读完以后，她会自己捧着那本书仔细辨认上面的字，把妈妈刚才读的故事找出来。我在一旁看着她专心的样子，心中想，我小时候一定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一个人在识字以后，就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书籍。至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我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个书的世界，这个世界使我感到既好奇又崇敬。每一本书，不管是否看得懂，都使我神往，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 些有趣的或重要的东西，等待我去把它们找出来。 小学六年级时，我家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离上海图书馆很近。馆里有露天阅览室，许多人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我鼓起勇气也朝里走，却被挡驾了。按照规定，身高必须在一米四五以上，才有资格进这个阅览室，而我还差得远呢。小学毕业，拿到了考初中的准考证，听说凭这个证件就可以进到馆内，我喜出望外。在整个暑假里，我几乎天天坐在那个露天阅览室里看书。记得我借的第一本书是雨果的《悲惨世界》，管理员怀疑地望着我，不相信十一岁的孩子能读懂。我的确读不懂，翻了几页，乖乖地还掉了。这一经验给我的打击是严重的，使得我很久不敢再去碰外国名著。直到上高中时，我仍觉得外国小说难读，记不住人名，看不明白情节。对外国电影也是如此。每个周末，上海中学礼堂里放映两场电影，一场免费，一场收一角钱门票。所放映的多为国外影片，我实在太土，有时竟因为看不懂而睡着了。 不过，我对书的爱好有增无减，并且很早就有了买书的癖好。第一次买书是在刚上小学时，我多么想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连环画，在积了一点儿零钱后，到一个小摊上选了一本《纪昌学箭》。选这本书，是因为我的零钱刚好够，而我又读过，被纪昌苦练本领的毅力所感动。买到手后，我心中喜悦了好些天。初中三年级时，我家搬到江宁路，从家到学校乘电车有五站地，只花四分钱，走路要用一小时。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每天只给我四分钱的单程车费，我连这钱也舍不得花，总是徒步往返。路途的一长段是繁华的南京西路，放学回来正值最热闹的时候，两旁橱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要说那些精美的糕点对我毫无诱惑是假的，但我心里惦记着这一段路上的两家旧书店，便以目不旁视的气概勇往直前。这两家旧书店是物质诱惑的海洋中的两座精神灯塔，我每次路过必进，如果口袋里的钱够，就买一本我看中的书。当然，经常的情形是看中了某一本书，但钱不够，于是我不得不天天去看那本书是否还在，直到攒够了钱把它买下才松一口气。读高中时，我住校，从家里到学校要乘郊区车，往返票价五角。我每两周回家一次，父亲每月给我两元钱，一元乘车，一元零用。这使我在买书时仿佛有了财大气粗之感，为此总是无比愉快地跋涉在十几公里的郊区公路上。那时已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商店一片萧条，橱窗里少得可怜的糖果点心标着吓人的价格。我纳闷的是，怎么还会有人买，同样的钱可以买多少书啊。周末的日子，我在家里呆不住，就去南京西路上离我家近的那一家旧书店逗留。我的大弟弟对我的好学怀着景仰之心，他经常悄悄尾随我，在书店门口守候我出来。进大学后，我仍为了买书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家里每月给我汇五元零用钱，不用说都是花在旧书店里了。有一段时间，我还每天退掉一餐的菜票，用开水送窝窝头，省下钱来买书。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我积了二百多本书，在文革中它们已失散于一旦。 当我回忆起上海中学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一个瘦小的学生坐在阅览室里看书，墙上贴着高尔基的一句语录：“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无法弄清，这句话是真的贴在那里，还是我从别处读到，在记忆中把它嫁接到了上海中学阅览室的墙上。不管怎样，这句话对于当时的我的确独具魔力，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少年人的心情和状态。我也十分感谢那时候的《中国青年报》，它常常刊登一些伟人的苦学事迹和励志名言，向我的旺盛的求知欲里注进了一股坚韧的毅力。我是非常用功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午睡，但我常常溜出宿舍到教室里看书。我们那栋宿舍的管理员对学生管得很死，在午睡时间溜出宿舍而被他发现了，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因此我十分恨他。后来这个人被判了刑，原因是利用职务方便奸污了多名女生，可见道貌岸然之人大抵男盗女娼。在中学时代，我已把做学问看作人生最崇高的事业。在我当时的诗中，我嘲笑了那些迷恋物质享乐的人，表示自己只迷恋知识，我的志向是“攻读一生通百科”，“天下好书全读熟”。当然，我并非没有功利心，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无职少鸣难惊人，大志不随众笑沉。读破万卷游列国，高喊来了对诸圣。”表达了依靠做学问出人头地的欲望。我也渴望成功，但看来我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唯有做学问是成功的正道。 正因为如此，有一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便是姐姐弃学从工。我上初二时，她上初三，临近暑假的一天，她放学后没有回家。晚上，她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来我家通知父亲，说姐姐留级了，不敢回家，躲在她家里，希望父亲不要打姐姐。她走后不久，姐姐怯生生地回来了。好朋友的求情完全不起作用，父亲从未这样厉害地打过孩子，姐姐凄厉求饶的哭声使我心颤。下一个学期尚未结束，有一天，她回家告诉父亲，陕西的军工厂到学校招工，她报了名，学校也同意了。她显得很高兴。不久后，她出发去宝鸡了。她为人忠厚，人缘很好，临行前收到同学们的许多礼物。从报名到离家，她一直欢欢喜喜的，没有一点难过的迹象。可是，我却为她感到异常悲哀。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十五岁时就放弃读书，去当一个工人，一生还会有什么意思和前途。 虽然我热爱读书，但是，在整个中学时代，我并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我没有遇见一个能够点拨和指导我的人，始终是在黑暗中摸索。初中时，一开始延续小学时代的阅读，读了许多童话和民间故事。接着，我着迷于苏联和中国的反特惊险小说，《隐身人》、《怪老人》一类科幻小说，还读了几本福尔摩斯探案，例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血字的研究》，一时幻想将来做一个侦探。最后，因为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推荐，读了《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几乎全部当时叫响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我也读《毛选》，因为那是我从小就在父亲的柜子里熟悉的一套书，早就似懂非懂地读了起来。我还写读书笔记，包括摘要和体会。初二时，上海市共青团在中学生中举办“红旗奖章读书运动”，我把一本读书笔记交给班主任，全班没有人像我这样认真地读书，自然得了奖。进入高中后，我读书很多很杂，但仍然没有读到真正重要的书，基本上是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小册子，它们在不久后就遭到了我的鄙夷。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北京大学编写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它使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开始读唐诗宋词以及《儒林外史》、《孽海花》等小说。出于对宇宙的神秘感，我也读了一些天文学的小册子。有一阵，我想提高写作能力，便用心摘录各种小说和散文中的漂亮句子。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竟然还认真地读起了词典，边读边把我觉得用得上的词条抄在笔记簿上。不过我终于发现，其实这些做法对于写作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幸亏我这样做的时间不长，否则，我可能会成为一个铺陈辞藻的平庸作家。我在中学时代的读书收获肯定不在于某一本书对于我的具体影响，而在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把功课看得很次要，而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读课外书。 十九 爆了一个冷门 高三下学期期中，毕业班的学生分科复习，每人必须立即决定自己升学志愿的类别。志愿分三类，即理工科、医农科和文科。由于我既喜欢文学，也喜欢数学，便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全班同学的态度很快就明朗化了，没有一个人报考文科。这是符合上海中学重理轻文的传统的。可是，我终于还是决定报考文科，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这个决定无疑是爆了一个冷门，引得人们议论纷纷。老师们都来劝说我，甚至教语文的钱昌巽老师也说学文没有出息。黄以和把他妹妹的作文拿给我看，责问道：“你连我的妹妹都不如，读文科能有多大 前途？”在一片反对声中，我悄悄赋诗曰：“师生纷纭怪投文，抱负不欲众人闻。”其实我哪里有什么明确的“抱负”，只是读的书杂了，就不甘心只向理工科的某一个门类发展，总觉得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等着我去驰骋。当时我们几个同学做了一个游戏，参照马克思的女儿向马克思提的问题列出若干问题，每人写出自己的答案。在“你所理想的职业”这个问题下面，黄以和的回答是工程师，我的回答是职业革命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嘲笑，他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这种职业，即使有，也是抱负太大，不切实际。后来我明白，我的回答其实是极不确切地表达了我的一种心情，就是不愿受任何一种固定职业的束缚，而在我当时的视野中，似乎只有马克思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才有这种自由。最后我选择了哲学这门众学之学，起主要作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愿受某个专业限制的自由欲求。我从毛泽东的话中找到了根据，他老人家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因之相信，哲学可以让我脚踩文科和理科两只船，哪样也不放弃。 在分科复习之后，离毕业不久，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上海市举行中学生数学竞赛，首先逐级预赛。我因为报考文科，没有再上数学的复习课，但仍抱着玩一玩的态度参加了学校一级的预赛。全校十四个高中毕业班，其中包括两个理科专门班，每班五十名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报考理工科和医农科的，经过半个学期的数学复习后，都参加了这个预赛。在参赛的六百多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人是报考文科的。但是，竞赛结果公布，十二名优胜者中，我们班占了四名，其中居然有我，另三位是许烨烨、施佐让和闻人凯。最令人意外的是黄以和的落选，因为他也是公认的数学精英。我很想让贤，把参加区县一级预赛的资格让给他，但这是不允许的，只好自己硬着头皮上场。事实证明，我是浪费了一个名额，赛题中有一大半是我一看就知道自己解不了的。我解答了几道题，其余的留了空白，第一个缴卷，带着既轻松又负疚的心情离开赛场。其他参赛者好像都通过了这第二轮预赛，有二人包括我班的许烨烨在全市竞赛中得了名次。 在填写具体报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然后依次是复旦新闻系，南开哲学系，北外西班牙语系，北大和复旦的中文、历史等系。除了前面三个志愿外，其余基本上是乱填。现在我懂得，按照这种填法，如果我考不上第一志愿，后面的都不会有录取的希望。我不太记得高考的具体情形了，只记得所考的科目有语文、政治、史地、数学，题目好像都不难，语文的作文题是《雨后》和《论不怕鬼》，我选了后一个题。 高考后的暑假里，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候通知。一天，我正在家里玩耍，楼下有人高喊我的传呼电话。正是盛夏，我光着膀子、拖着木屐跑到弄堂门口，一把抓起话机。那一端传来黄以和的声音：“北大哲学系！”我听了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一年的高校录取工作，后来被批判为分数挂帅，是以考分为唯一标准的，而且招生名额大幅度下降。上中历年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年降到了百分之七十。不过，毕竟是上中，我们班五十人，考上北大有三人，清华有五人，考上复旦的就更多了。黄以和考上了复旦物理系。上海有许多中学，这一年没有一人能升学。我住的那条弄堂里，应届考生也是全部落榜。自从我家搬来这里后，我住校的时间多，在家也是埋头读书，和邻居很少来往，现在他们都向我投来了称羡的目光。父母开始忙碌起来，为我准备行装。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即将翻开全新的一页。 第二部 北大岁月 一 走出上海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这是一趟为运送学生临时增加的列车，经常在途中停下，给别的列车让路，有时一停就一二个小时，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两天三夜。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声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时间侧着脸盯着车窗外。 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二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 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三 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城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淀与阜城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阴。 我是从屠格涅夫开始读俄国文学的，读了他的小说的全部中译本，包括《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罗亭》、《春潮》、《烟》、《猎人笔记》等，而最使我震动的是中篇小说《初恋》。在那段时间里，屠格涅夫的少女们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倾心于她们既优雅又充满激情的个性。接着读托尔斯泰，除《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巨著外，还读了一些中短篇。我当然佩服托翁笔下场面的宏阔和人物的丰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异乎寻常的质朴，他仿佛只是在叙述生活本身，从不刻意营造戏剧性，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觉得，他笔下性格和经历各异的男女不论与我多么不同，都是我可以凭借自己的内在经验理解的。我还喜欢他对人生的平实而又深邃的思考，体现了这种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尔都使我感到亲切。然后，我又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时他拿给我的，接下来读了《赌徒》、《白痴》、《罪与罚》等。读陀氏的作品，感觉与读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经质，场面的惊心动魄，冲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总是处在心惊肉跳的状态中，喘不过气来。世英酷爱陀氏，但我更喜欢托翁。此外，当时我还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柯罗连科、果戈理、契诃夫等等。对于我来说，一年级上学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国文学年。我读得极快，囫囵吞枣，一天就能够读完一厚本。苏联的作品也读，例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尔基的回忆录，尤其是回忆托尔斯泰的那一篇，称得上绝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组成的，如速写一样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地勾画出了托尔斯泰的凡胎和灵魂的轮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记，还没有谁使我如此真切地了解这个血肉之躯的伟人。我还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它把艺术体验和欣赏还原成了个人灵魂中的事情。当然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德莱塞，但数量相对较少。有一阵，世英在读易卜生，我也跟着读了，对于易卜生所揭示的优秀个人面对社会庸众的孤独和勇气深感同情，也很欣赏他的戏剧语言的凝练之美和尖锐的力度。 除了小说，我还经常读诗。读什么诗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风格的诗人。放在我床头的有雪莱和海涅，也有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和希克梅特。世英时常翻开戴望舒译的《洛尔伽诗钞》朗读几句，在一次朗读之后，他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从这位西班牙民谣诗人那里第一次领略了纯诗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的乳房耸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这些句子既纯净又朦胧，美到了极致。 一年级下学期，世英的情绪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他用钢笔描画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贴在床边墙上。他说自己颓废，并且开始读有颓废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红笑》、阿尔志跋馁夫的《沙宁》、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听了他的盛赞，我也读了这些书。他还发现了海明威和雷马克，在他的带动下，我读了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老人与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海明威的语言艺术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体会他的革命性，更喜欢保留了较多传统手法的雷马克。世英的这些书都不像是他父亲收藏的，大约是他自己从旧书店淘来的。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如果说一年级上学期是我的俄国文学年，那么，下学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的现代思潮年了。通过自己阅读，也通过世英的谈论，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已经很不容易，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如果没有世英，我也接触不到。 我永远感谢郭世英，在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带到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大门前。我在这个宝库里诚然只走了很小一个角落，但是，一旦走了进去，看见过了珍宝，我就获得了基本的鉴赏力，懂得区分宝物和垃圾了。作为一名哲学系学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国文学，这正是我的幸运。我从这些伟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仿佛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个秘密家园。有了这个家园，当我面对僵化的环境和课程时，就能够保持一份内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种免疫力。从长远看，文学给予我的营养必能滋养我的精神成长，日后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实包括哲学果实中体现出来。我始终相信，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土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四 贫乏的哲学课 我上大学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我们在北大只上了两年课，而这本书是两个学年的主课，第一年上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年上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的基本框架来自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标题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再添加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中的一些内容，如此编 写而成。哲学的观念由两条原则确定。第一条是恩格斯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据此把古今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条是列宁说的哲学的党性原则，由此进一步宣布，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革命阶级，唯心主义代表落后反动阶级，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代表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因而是哲学发展的顶点和终点。于是，哲学仅仅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哲学原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入思考，现在这种思考不但不受到鼓励，反而成了禁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丰富内涵被缩减成了一种阶级立场，一些不容置疑的教条。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哲学课堂上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非哲学性的。现在我竭力回忆，能够跟哲学挨上边的实在少得可怜。 比较起来，郭世英还是有一些哲学性思维的。一年级上学期，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概念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对于每一个认识主体来说，只有自己的意识是意识，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属于物质的范围。这个论点遭到了其余同学几乎一致的反对，而世英则像吵架一样地为自己辩护，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凸露。他的依据是列宁所说的物质与客观存在是两个相等的概念，那么，对于“我”的意识来说，别人的意识是客观存在，因而也就属于物质的范围了。我没有发言，觉得他的论点虽有很浓的唯我论色彩，毕竟是一个哲学论点，而那些强调物质和意识不可混淆并以此理由振振有辞反驳他的人却离哲学无比遥远。如果在现在，世英也许可以这样表述他的论点：“我”的意识是唯一的绝对所予的存在，其余一切包括别人的意识都是“我”的意识的意向相关项，都是作为“我”的意识所建构的对象而存在的。这正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著名论点。 我也曾试图用哲学的方式探讨一些问题，但显得表面且烦琐。譬如说，在学习《矛盾论》时，我曾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是否又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绞尽脑汁，因为如此推演下去，岂不没有止境了吗？围绕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什么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价值，因为问题本身没有价值。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学习《实践论》时产生的，我发现在实践概念下隐藏着太复杂的问题，大者有二。其一，实践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但要阐明人与环境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却是一件难事。比如说，一个人之成为什么样的人，是遗传加环境的结果，二者都是被决定的，他自己究竟有什么自由？所谓主观能动性不需要任何原因就能发动起来吗，或者说，人有凌驾于一切因果关系的自由意志吗？其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但要阐明实践是怎样检验认识的却也是一件难事。困难在于，对于实践同样有一个认识的问题，人们完全可以对于同一项实践及其结果作出相反的解释。后来我知道，这些问题涉及到了哲学中的真正难题。 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共同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么还成其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儿打？只有阶级内容，没有两性之间的吸引和爱慕，爱情还是爱情吗？如此等等。今天来看，这位教员的论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似乎不值得一驳，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论调。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谈恋爱时，也往往要从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的一致来证明其相爱的正当性。人们批评我主张抽象的人性论，可是，在我看来，情况正相反，我所辩护的恰恰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具体的丰富的人性，而把人性归结为阶级性则是作了极其片面的抽象。 其实，促使我思考人性问题的直接原因仍是世英。一方面，通过接触，我深知他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在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华。另一方面，就阶级性而言，他似乎越来越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对立面。与此相对照，一些标榜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同学，在人性上却十分贫乏乃至丑陋。这就使我相信，单用阶级性评价人必定导致歪曲。我在历史上也找到了例证，譬如说，托尔斯泰在阶级性上是地主，但在人性上正直而伟大，列宁在政治上激烈批评马尔托夫的孟什维克立场，在个人方面又十分喜欢这个可爱的人。总之，现实中的人的属性是多方面的，决不能归结为阶级性这唯一的属性。 现在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上大学时没有认真自学西方哲学的原著。事实上，要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可靠的办法是系统阅读西方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重要著作。直到十几年后，在考研究生前和读研究生时，我才有机会在这方面进行补课。当时北大虽然开了西方哲学史课程，但是一则教科书贯彻阶级观点，内容简单片面，二则课程没有学完，因参加四清而中止了。不过，我还是读了几本原著，有休谟、马赫、罗素等，并且边读边记录我的理解和思考。记得有一回，我把读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的笔记忘在阅览室里了，那个本子是我用讲义纸装订的，纸质很粗糙，笔记就写在空白的一面。我心中很着急，因为那时读唯心主义是不合时宜的，何况我还写了许多自己的想法，于是急忙返回阅览室。我们系一位高年级同学原先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他仍在那里，拿出我的笔记本给我，微笑着说：“你研究得很深啊。”一年级时我读得最多的却是一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辑》，北大哲学系编的，差不多被我翻烂了。读着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这些残篇断简，我看到的不是教科书所宣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殊死斗争，而是一种统一的哲学智慧。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些句子在我看来意味深长，透露了哲学的真谛，从此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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