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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岁月与性情（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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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8-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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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听课的学生 哲学系六二级有两个班，共五十名学生。其中，有四个学生是基本不听课的，即一班的曹秋池和方小早，二班的郭世英和我。我们经常逃课，一般是那种和别的系合上的公共课，逃了不易被发现。学校有规定，旷课多少节就要开除，所以最好不被发现。小课逃不了，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在课上看自己的书。世英喜欢在上课时写东西，有时是诗和随感，有时是对课堂情形的冷眼旁观式的描写。我们总是选择邻近的座位，他写了常递给我看，有时我也回应他，互相用纸片交谈。 在一节辩证唯物主义课上，我正埋头看书，突然听见老师喊我的名字。我条件反射地站起来，脱口问道：“干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他终于压住怒火，命我坐下，又喊起另一个同学，让那个同学回答他刚才提的问题。原来是课堂提问，但我完全没有听见。 一定是有人告状，系里出面干涉了。有一天，担任年级主任的陈志尚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给我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年级学生周国平上课从不听讲，屡教不改，希望加强教育。”署名是“系总支办公室”。陈也是上海人，对我一直颇为友好，这时也有些生气了，责备道：“你看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总不听，现在叫我怎么办？”接着好言劝告：“同学们对你们四个人意见很大，说你们成了特殊人物。当然，你们接受能力强，可以比别人多学一点。问题是要有个轻重缓急，重点要学好马列主义。” 其实问题不在于所学的是马列主义还是非马列主义，而在于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整个教育体制的僵化。大学教育的主旨本应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而在我们的课堂上只是灌输，所灌输的还未必是知识，至少知识含量甚低，多半是教条和废话。我相信，任何一个智力活泼的学生，即使他强迫自己，也无法做到认真对待那些内容贫乏的课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凡是有一点儿天赋的学生，最好的办法是以尽量少的精力对付课程，给自己留出尽量多的自学时间。现在我鼓励在校的学生向教育争自由，其实是有自己往日的经验为根据的。 北大当然有冯友兰、朱光潜这样的有真学问的教授，但我们低年级学生没有轮上听他们的课。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即使上课，恐怕也不能自由传授自己的学识。上我们的心理学课的程乃颐是一位一级教授，一个瘦小的老头，总是用喉音讲话，边讲边打嗝。我相信他只在应付我们，在心理学课上一会儿谈论如何防治阿米巴疟疾，一会儿劝告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咀嚼，以免消化不良。在任课老师中，我喜欢听张世英的课，他当时是讲师，教西方哲学史中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他显然对所讲题目真正下了功夫，用那一口带浓重湖北音的普通话讲得条理十分清楚，废话也少，内容比较厚实。课堂上废话多多乃是常规，方式则各异。那个教党史的老讲师据说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脱党，面对阶梯教室里的上百名学生，他一边抚摩八字须，一边大谈自己的光荣历史。这堂课说过的，也许他忘了，下堂课又会说。作为一个鲜明特色，提到毛泽东时，他从来不像当时约定俗成的那样称毛主席，总是称毛泽东同志，以表明自己的平等身份，这倒不乏可爱。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他出版过几本小册子，已小有名气，又常在杂志上发表论后期墨家的文章，所以每课必讲后期墨家。这说明他多少还是做一点研究的，比不做研究的多数教员好一些。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 教授用枯燥的语言 讲述着枯燥的课程， 每一种空洞的教条 要重复讲十几分钟。 “所谓直接推理 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特点有这样一些。 “特点有这样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 这样的一类推理 就是直接推理。 “我们的形式逻辑 对于直接推理 所要研究的就是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 其主要作用就是 使我们能够懂得 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 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 请不要把理智嘲弄， 最有逻辑的头脑 也会被折磨得发疯！ 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 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上课时，你可以看见许多手在不停地写，生怕漏掉老师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考试当然是必须应付的，不过我自有办法。多数课程有讲义或教科书，如果没有，我就借来同学的笔记，临考前通读一遍，列出提纲，这大约只需要两三星期的时间。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一般都能记住要点，顺利应试，得到好的成绩。考完当然也忘了，和别的同学殊途同归，不同的是我把成本降到了最低限度，赢得了大量自由时间。 哲学系低年级开自然科学基础课，第一学期是高等物理。考试前，我也是把讲义通读了一遍，列出二三十个我有疑问的地方，去向老师讨教。那是一位中年男子，不久前妻子移情别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显得很憔悴，脸上刻满了皱纹。看了我的问题清单，他忽然感慨万分，用一种低沉悲凉的声调向我讲述起了他的学生时代。他说，上大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很聪明，目空一切，不听老师讲课，现在他不行了，已经一事无成。他还说，我的确很聪明，我提的这些问题，别人提不出来，希望我的未来比他好。听着他说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内疚。他显然知道我不好好听他的课，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的不幸是由我造成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那间灯光暗淡的斗室。考试时，我解答得很顺手。世英坐在我旁边，拉了拉我的衣角，我心领神会，把试卷挪近他。不过，他抄得不很高明，得了三十几分，而我得了七十几分。这个成绩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而世英的成绩还不是最低的。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多次对我说，我不应该学文科，而应该学理科。 六 寻求内心的充实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不过，在世英影响下，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虽然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 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不过，我的这个决心曾经发生了一次动摇。那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掀起了学雷锋的运动。有一天，我们走在校园里，他突然问我：“雷锋是谁？我只知道两点：他是解放军；被电线杆砸死了。”我也不太清楚，把耳闻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晚上，在阅览室里，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学生，一会儿翻开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看，一会儿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你看他的模样，像读拜伦的人吗？”世英对我耳语。他站起来，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到那人身后转了一圈。走出阅览室，他对我说：“我看他在写诗，想问他要来看看。可是，往那纸上一看，吓了一跳——又是雷锋！我们每人也写一篇关于雷锋的文章，怎么样？”我答应了。 第二天，他拿给我一叠纸。这是一组短文，我记得有这样的句子：“雷锋是谁？他爱过吗？她是谁？一根木头倒下来，他死了。”此外就是嘲笑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对学雷锋的反应。我觉得这有点儿过分。他嘲讽一切，反抗一切，但自己没有任何肯定的东西，没有一种要坚持的信仰，这样还是追求真理吗，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吗？我回敬了一组短文，模仿他的嘲讽口吻，内容是批评他的。 正在这时候，年级要举行学雷锋讨论会，团支部动员我作重点发言，我同意了。现在我分析，我之所以同意，一是对世英的倾向发生了怀疑，二也有庸俗的实际考虑，想改变自己因为与世英在一起而形成的在班上的孤立状态。夜晚，在教室的日光灯下，课桌围成一圈。以前无论上课还是开会，我和世英总是坐在一起，这天他坐得离我远远的，而几个积极分子故意坐在我周围，为我助威。轮到我发言了，我鼓起勇气，宣读准备好的稿子。我谈到个性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关系，表示要向雷锋学习，以个人服从社会。我还把教授们和雷锋比较，宣称雷锋的贡献更大。发言时，我看见世英埋头不停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我的发言是以对雷锋的慷慨赞辞结束的，大意是：雷锋是雷，轰鸣的惊雷是由无数平凡的小水滴组成带电的云而引起的；雷锋是锋，锐利的锋刃是由无数平凡的金属小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的；雷锋就是以无数平凡的小事体现了他的伟大品质。现在我当然会为这些话感到羞愧，它们空洞之极，是用堆砌的辞藻表达一个当时宣传的正宗观点。然而，话音刚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周围的几个同学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在我发言前，其中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赞美雷锋的诗给我看，我在纸上批道：“这是诗吗？简直是乱喊，既无内容，又无形式。”这时他恳切地对我说：“你的发言才是真正的诗。” 散会了，同学们簇拥着我朝宿舍走去。透过夜色，我看见世英孤零零的影子在前面走着，只有他一人，别人都离他很远，包括我。我突然感到深深的内疚，意识到自己事实上背叛了他。回到寝室，他朝我宽容地笑了一笑。 第二天上课时，我们又坐到了一起。课间，他给我念他昨天在讨论会上写的日记：“好家伙，把教授全给否了……祝贺你，以前是朋友，以后呢，分手了，我不阻碍你……”听着听着，我流泪了。上课铃声响了，他在一张纸片疾写，然后递给我。那是一首诗，其中写道：“我是一块石头，还是一个恶魔？刚刚吸干了自己的血浆，却又把毒刺伸向了那颗幼弱的心窝。”我含泪回了一首诗，大意是说，我是又一个高略德金（《二重人格》中主角），心儿在彷徨，彷徨也难久。他立刻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个人与社会是必然会发生冲突的，这使得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是二重人格；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让个性得到自由的表达。个性自由一直是世英关注的中心问题，他在北大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论冲动和不安》，也是围绕这个问题的，其中说：每个人都有其内在目的，表现为冲动；遭到外部压制，被掩盖起来，表现为外在目的，造成虚伪，引起不安。我读信时，他一直注视着我，脸上肌肉神经质地抽动着。下课后，他对我说：“其实我没有责备你，我也并不讨厌学雷锋，别人学雷锋我支持，问题是你——你学得了吗？你真愿意成为雷锋吗？” 他问得有理。事实上，我内心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感觉到所身处的巨大社会现实，知道自己不适应它就没有出路。正是在这种现实感的支配下，我作了那样一个慷慨的发言。另一方面，我内心的确认为，仅仅做一个普通螺丝钉，人生未免太苍白了，我是不会真正甘心的。我仍然把独立思考和个性自由看得更珍贵，宁愿过一种虽然痛苦然而充实的生活。在此之后，我和世英更加亲近了。我这一只迷途的羔羊，一度被团支部领上正路，人家还来不及庆祝，很快又回到迷途上去了。 七 x和自由写作 大学一年级时，上海中学的一些老同学为了保持联系，委托我办一个刊物，由我负责组稿和编辑，然后交清华的同学油印和寄发。这种油印刊物只办了一期，后来嫌麻烦，就改为手抄本，在北京、上海两地传递。世英知道了这件事，很有兴趣地向我了解具体的做法。“我们也来办一个刊物，好吗？”他问我。我欣然同意，却未见下文。不久后我发现，这个刊物已经诞生，它就是x。 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一天，世英给我看他写的一首诗，题为《献给x》。开头几句是：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他还把孙经武的一篇短文拿给我看，内容是针对他的，说自己可不想和什么x打交道，宁肯和a、b、c、d……这些小娃娃玩耍。世英显得挺生气，表示要狠狠回击。文章马上出来了，是一篇寓言，写一头大象在森林里一往无前地行进，遇到任何障碍物，它都轻松地用长鼻卷起来甩开。应他的要求，我也写了一篇，论点是：无论x，还是a、b、c、d，离开s就没有意义。s是物理学中代表方向的符号，世英看后用一句话打发了我：“s是虚构的，人生哪有什么目的？” 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 自此以后，张、孙经常在北大校园里出现了。张鹤慈出现得多些，他的父亲张宗炳是北大生物系教授，他随父母住在北大的一个教师宿舍区。我常常看见他到寝室来找世英，然后两人一同离去。他留着长发，脸蛋小而精巧，脸色苍白，脸部的肌肉总在痉挛着，眼中射出异样的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神经质人物。孙经武则是微胖的中等个儿，一双聪明的大眼睛里含着不易觉察的讥讽，一副满不在乎的懒洋洋的神态，更像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当时这二人都失学无业。从一零一中学出来后，孙参了军，因企图偷越国境被部队退了回来。张一度在北京师院数学系上学，以七门功课不及格的考试成绩被开除。据说他是故意考不及格的，世英多次以夸耀的口吻提起这件事，仿佛这也是他的光荣。 自此以后，我也经常读到他们三人的作品了。他们三人的写作体裁和风格各不相同。张鹤慈主要写诗，艺术上精雕细刻，写得精致、唯美而朦胧。我相信，他不愧是北岛、顾城这一代诗人的先驱，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历史应该从他算起。我保存着他稍晚些年写的四首诗，可惜的是x时期的诗作已经难寻踪迹，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诗：“月亮患了癌症”，“太阳是个大傻瓜”。他也写短篇小说，文字同样唯美而精炼。我记得一篇的情节，写一个美丽女子患了癌症，坐在炉火前一边烧毁信件和日记，一边回忆往事：她曾经与一个有才华的同学热恋，那个同学成了右派，她后来违心地和一个当公安干部的同学姘居，从此幸福毁了，只剩下痛苦和悔恨。孙经武擅长写评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看歌剧《蝴蝶夫人》之后，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对剧中细节的描述之详尽和准确使世英惊叹不已。世英告诉我，他经常钻研《毛选》和党史，然后写评论文章。我只看过一篇，题为《论纸老虎》，辞藻很华丽，讽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论点。其中说，既然是纸糊的老虎，用手指一戳就会破的，何必那样如临大敌。又说，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八 为郭世英担忧 我上北大时，正值展开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以之带动国内的阶级斗争。在这个背景下，学校里政治学习很多，而多数学生的政治热情似乎也很高涨。从1962年底开始，反修斗争以抨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方式揭开序幕，不久后就升级为与苏共中央的公开论战，报上陆续发表重头文章。每次发表前，都先行广播，许多学生守在校园里的各个高音喇叭下面等候，准备好对那些他们觉得铿锵有力的句子大声喝彩。我心中不免反感，觉得这些人看似立场鲜明，其实并没有自己的立场，如果生活在苏联，他们同样会为苏联对中 国的批判喝彩。郭世英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反感，夜晚在盥洗室里，他经常向我发牢骚。 “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他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你知道谁对谁错？说人家是特权阶层，有别墅，咱们哪个领导人没有呀。我父亲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专用的房子，北戴河、上海、青岛都有。中国还不是凭资格吃饭，才能毫无用处……”他的浑厚的低音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从一个风向不定的远处飘来。我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但我知道他是在认真地为这些问题苦恼，他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也投入了自己的心，因而远比那些朝高音喇叭喝彩的人更接近真理。 使世英反感的另一件事是学校宣布要整顿纪律。他对我说：“整吧，容得下我就容，容不下我就走。我恋着北大什么？是赵老师（辩证唯物主义教员）的讲义，还是陈老师（年级主任）的训话？”陈老师要他为旷课写检讨，他回答说：“你处分我吧。你按照规定处分了我，我也按照规定受了处分，还有什么必要写检讨呢？” 他的情绪越来越烦躁了，经常头痛、失眠。他告诉我，他的神经衰弱是装出来的，人有点病就自由了，可以不受纪律约束。可是，我明明看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有一回，他当着我的面用火柴烧手指。还有一回，他逼方小早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说想试一试用多大的力量能够挣脱。当时大学生里基本上没有人吸烟，而他却烟斗不离手。其实他没有什么烟瘾，不过是显示一种叛逆的姿态，他知道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反感，愈是这样，他就愈是当众大模大样地吞云吐雾。 在去教室的路上，他看见有几个工人在锅炉房外清扫煤渣，便对我说：“以后我就是干这个的，而胡某某这些人会成为我的上级。他妈的，我什么也不要，我是天之骄子！”胡某某是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安徽农家子弟，心胸比较狭隘，最看不惯世英，在大吵过一次后，彼此不再说话。 在平静的时候，世英试图分析自己，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还会颓废，战后颓废还好理解。是因为不自由吗？我有什么不自由的？爱不上课就不上课，老师也拿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才能不够，我的才能离我想达到的差太远了。但我不羡慕别人，我还是喜欢我自己。”又说：“我的思想够灰的了，但还不算太灰，要不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还是想寻求同情。” 有一天，全校围歼臭虫，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张张双层床四脚朝天。我和世英在一起，我们正向床的缝隙里喷敌敌畏，他对我小声说：“告诉你，有一天我要出国。”我嘲笑他说：“你这个样子，出国能干什么？”他仿佛受了侮辱，用激烈的口气回答：“怎么，你看不起我？我当个资本家回来给你看看！”我说：“得了，没成为乞丐就不错。”他瞥我一眼，说：“走着瞧吧。”可是，一会儿，他苦笑了一下，对我说：“其实我不是很想出国，张鹤慈、孙经武他们出去还有事可干，我能干什么呢？”那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张鹤慈手里拿着一套《莫里哀戏剧集》，几天后我在海淀旧书店里看到了这套书，扉页上有张的签名。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有一次，都喝得醉醺醺了，孙经武盯郭世英良久，咕噜一声：“死鱼的眼睛！”这句话令他大为欣赏。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岁月，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实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 九 出事了 对于我来说，1963年5月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许多场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五一节前一天，下课后，回到寝室，郭世英对我说：“五一我不回家，看他们怎么样！”他眯缝着眼凝视窗外，眼中闪烁着一丝冷笑。“不过，你可别告诉人家。”他补充说。一会儿，他抓起书包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深深的不安之中。我在他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家 庭餐桌上的冷战场面。譬如说，面对一桌丰盛的菜肴，他会发出挑衅的感叹：“唉，要是把这些菜带回学校里慢慢吃，该多好。”这明显是对家里特权生活的讽刺，结果会出现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母亲开始重复他早已听腻的训话，姐姐附和，哥哥向他投以鄙夷的目光。在这种场合，父亲总是沉默无语。妹妹和小弟还小，与他同病相怜的只有大弟民英。我由此知道他和家里的关系有些紧张，但没想到紧张到了这个地步。 5月3日和4日，他没有来上学。5月5日晚上，曹秋池突然来找我。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和郭世英关系密切，和我却不曾有单独的来往。刚在床沿上坐下，他开口便说：“喔哟，真紧张，出事了。”接着告诉我，五一期间，郭世英一直没有回家，他们试图偷越国境，被发现了。 这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在此之前，世英虽然说过有一天他要出国，但我只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放在心里。现在回想起来，他最近的一些反常行为有了答案。例如用钱紧张，他和张鹤慈老去旧书店卖书，他还把食堂的菜票退了，吃白饭或者和我合吃一个菜。又例如格外热心地锻炼身体，天天早起练双杠和举哑铃。那么，这是在为出国做经费和体力的准备了。 “现在他在哪里？”我问。 “听说在张鹤慈家里。”曹秋池答。 曹秋池一走，我立即去陈老师家里，想从他口中了解一点情况。他刚送走叶蓉青，得意地说：“过去你们不来找我，现在出了事，都来找我了！”我坐下后，他接着说：“即使你们不找我谈，我就不知道情况了？我都知道！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不就是x嘛。”我听了心中一惊，知道x之事已经暴露。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中心意思是要我相信组织，组织上了解郭世英，一定能够挽救他。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世英！我不知道张鹤慈的家在哪里，只知道他的父亲是教授。北大南校门对面有一个蔚秀园，听说住了许多教授，我就去那里寻找。我在那个不大的院子里瞎转了整整半天，遇人就问，见门就敲，一遍遍狂喊着郭世英的名字，当然没有结果，筋疲力尽而返。 那两天里，我心中充满担忧，想世英想得几乎要发疯。在我心目中，全世界只有一件大事，就是见到世英，亲眼看到他是平安的。不见到他，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8日那一天，张鹤慈自动出现在了我面前。他和蔼地说：“你想见郭世英吗？在我家里——中关园某号。”然后把一张小纸条塞在我手里，匆匆离去了。我展开纸条，上面是那熟悉的笔迹：“因为你聪明，我才给你写这封信。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语气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想不明白他说的改变关系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我去中关园，途中遇到曹秋池。他刚去过张家，扑了一空，遇见我后折回与我同行。他坦率地说，他的全部努力是为了让事情平息，自己不受牵连。“你劝劝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你说他会听的。”他对我说。 中关园由一排排整齐的红砖平房组成，每户门前有草坪。我们到时，孙经武和叶蓉青坐在张宅门口的台阶上，谈论着花的名称，黄刺梅、紫藤等等。曹秋池跟孙搭讪，说起郭世英：“他是装英雄。”孙懒洋洋地纠正：“他是装英雄玩儿。”等了一会儿，世英回来了，后面跟着张鹤慈。世英像精神失常似地瞪着眼睛，慢慢朝我们走来。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吓坏了，心砰砰乱跳。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是在瞪孙经武。他对曹秋池极为冷淡，完全不理睬。见到我，他的神情立即放松了，和善地一笑，说：“真倒霉，谁叫你认识我的。”在草坪上坐下，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说，我们差一点儿见不着面了。后来我知道，在这些天里，他曾企图卧轨自杀，被张鹤慈察觉和跟踪，从铁路边拉了回来。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又去张宅看世英。有一回，我们俩坐在草坪上，张、孙二人在屋里烧毁文稿，他们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忙碌。张鹤慈从屋里出来，举着那一叠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问郭世英：“你这个烧不烧？”郭答：“不烧，我还要写下去呢。”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表情。我还听见孙经武说，他也想留下那些读毛选的笔记。我走时，张对我说，以后不要上这儿来，弄脏了洗不干净。 那几天里，学校、家庭、朋友都在努力，目的是让郭世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终于回自己家住了。5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学校，重返学生生活。看上去他的精神很平静，只是完全不愿意谈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反正哲学系是不能读了，因为他读哲学必然会背叛家庭。我看出来，他极厌恶曹秋池。有一次，他问我：“你要不要我搞曹秋池一下？”我说：“算了吧，就让他混，反正也混不久。”他说：“你倒还挺善良。”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张鹤慈一起把曹叫出去，曹一脸晦气。我隐约感到，是曹告发了x，后来陈老师向我证实了这一点。陈老师还说，5月初，郭世英给家里留下绝命书，说他走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找到他了。于立群来找陈，哭了。张鹤慈到北大替郭拿衣服，被扣住，才知道郭在张家，陈陪于到张家见了郭。三十六年后，我见到张鹤慈，从他那里知道了稍微详细一些的情况。据他说，1963年三、四月间，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给公安部写了信，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其后风声甚紧，郭世英和他便筹划从云南方向偷越国境，但事实上并未实施。 世英回校后不几天，5月18日，我们俩正在寝室里下象棋，有几个同学在旁观战，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他叫了出去。那两个人是学校保卫组的。他这一走出寝室，就没有再回来。 十 拘留所半日 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在阅览室里写完日记，从那里出来，被我们年级的党支部副书记赵鸿志截住了。他告诉我，保卫组找我有事。我跟他走进保卫组办公室，有两个人在等我，一个戴近视镜的瘦长中年人，一个矮壮的小伙子。小伙子拿出一张传讯证，在我眼前一晃，让我签名。然后，他们把我带进停在保卫组门口的一辆小汽车里。那个年头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坐小汽车是高官的特权，而我平生头一回坐小汽车，却是以一个近乎囚徒的身份，心中十分委屈。 汽车驶进一个院子，我注意到门口挂着海淀区公安局的牌子。下了车，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在一张办公桌后坐下，我看见桌前有一把椅子，便朝那儿走去。 “你坐那里！”小伙子指着墙角一只窄条凳喝道。 我真是被当做犯人对待了，心中的委屈又加深了一点。讯问开始，中年人问，小伙子记，内容围绕着郭世英和x。完毕后，小伙子把记录递给我，让我过目。我因为委屈，就故意挑错别字。小伙子一开始顺从地订正，但很快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你别管这些，只看内容是否属实。”我看完后，他让我在记录末尾按上手印。 接着，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搜去了书包和衣兜里的所有东西。中年人发现了日记本，眼睛一亮，说要拿去看一看。办完这些手续，我又被带往一排安着一扇扇铁门的房子，每一扇铁门上都有一个小窗。那是拘留所。在其中一个小窗口，我看见方小早的悲哀的脸，我们默默互望，点一点头。我被送进他隔壁的那一扇铁门里。 屋子很小，靠墙铺着棉毯，一共坐着六个犯人。他们马上热情地让出一小块地方给我坐，并好奇地向我发问。“大学生！”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惊叫起来，指着一个青年人向我介绍：“他也是大学生，你一定和他是一样的事，他进来三天了。”那个大学生朝我点点头。一会儿，一个警察送来一叠纸和一支钢笔，让我写材料。我以膝盖为垫，开始写了起来。犯人们注视着我写，啧啧赞叹：“到底是大学生，写得真快！”有一个矮个子犯人一直在哭泣，逐渐升级为号哭，使劲捶门喊着要回家，别的犯人凄声劝他。 送饭来了，每人两个窝窝头，一碗看不见菜叶的青菜汤。我毫无食欲。犯人们七嘴八舌地劝慰我：“吃吧，我们刚进来也这样，慢慢就好了。”“不是一天两天，不吃饭咋成？”“下午三点前不叫你出去，你就别想出去了，至少得蹲几天。”我拿起了一个窝窝头，至于另一个窝窝头和那碗菜汤，我表示无论如何不要了。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可惊的场面，那些犯人一边继续说着劝慰的话，一边向窝窝头和菜汤靠近，突然一齐伸出手，抢夺起来。 午饭后不久，我写完了材料，共写了十几页纸。今天的传讯使我明白，被保卫人员叫走后杳无音信的世英，现在一定是在牢房里。我最担心的是组织上只看到他表面上的反动，看不到他本质上的善良，而他的脆弱的神经会受不了，可能作出极端的反应。因此，在材料的开头部分，我用了很大篇幅描述郭世英的善良，反复申说他是一个好人，情绪激动地请求组织上千万不要伤害他。在正文部分，我基本上如实交代了我所知道的x的情况，主要是我看过的那些作品的内容。我没有想要隐瞒，而隐瞒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被搜去的日记本里记载着这些事。 交卷以后，在犯人们羡慕的眼光中，我走出了拘留所，先到被搜身的那个房间领回物品，再到起先受讯的房间里。气氛明显好转了。中年人把日记本还给我，让我在椅子上而不是那只窄条凳上坐下，和气地教训了几句，无非是用功读书、不要胡思乱想之类，就让我回学校去。 回到寝室后，我发现世英的皮箱打开着，说明已被搜查过。我刚坐定，陈老师笑容满面地来找我了。他拉我去他的屋里，兴致勃勃地打听我进局后的经历，又问我是否看了传讯证上的落款单位。看见我摇头，他叫起来：“哎呀，你应该看一看。你知道是谁在处理这件事吗？你知道了会大吃一惊的！”当时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知道，这个案子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具体经办单位是公安部。最后的判决是，张、孙各劳动教养二年，对郭最宽大，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自愿的名义到河南黄泛区一个农场劳动一年。期满后，在他自己要求下，又延长了一年。不过，实际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发生文革，张、孙被关了整整十五年，而郭世英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十一 幼稚的复杂 我写过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跟在一个灰色的人影背后走人生的路，这个人影就是郭世英。我从他的面容上看世界。他转过脸来，脸上是痛苦的表情。于是，我以为这个世界也是痛苦的。世英看了这篇短文，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现在，这个人影消失了，但我并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反而觉得世界空了。 我对世英的感情称得上是一种痴情。我绝非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对一个同性朋 友的痴情只发生过一次，并且只有在那个年龄才可能发生。凭借这一经验，我觉得我能理解古希腊那些少年学子对他们的哲学家老师的爱。从进北大开始，世英就是我的引路人，不管走的这条路算正路还是歧路。现在没有了他，我的生活突然失去了目标。我得不到他的一点儿消息，每日每夜遏止不住地想他。许多天里，我除了写思念他的诗之外，做不了别的事。 我开始自己上海淀的小饭店喝酒。有一回，我喝多了，跌跌撞撞回到寝室。赵鸿志看见我难受的样子，搀我到校园里散步，从宿舍区一直走到未名湖边。刚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就不省人事了。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见的是一望无际的天空，不知身在何处。耳边响起赵鸿志的声音，问我好受一些没有，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石凳上睡着了。他告诉我，我睡了一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酒。这位比我年长十岁的同学一直耐心地守在我身边，我心中十分感动。在回寝室的路上，他好心地、辞不达意地规劝我：“你很爱动脑子，但你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如果你和大家想一样的问题，你的进步就更大了……” 平心而论，班上多数同学对我是友好的，这和我年龄小有关，大家把我当做一个幼稚的小弟弟予以宽容。那个小个子东北人经常伸开两臂试图把我抱起来，说要掂一掂我的重量，我不客气地规避了他的亲热举动。那个年长的浙江人把正睡午觉的我推醒，关切地叮嘱我小心着凉，我嘲笑他为何不直接替我盖上被子。有时候我恃才负气，出语伤人，对象常是那个我觉得迂腐的北京人，他也从不和我计较。然而，我在感激的同时仍然感到孤独，原因也许正是赵鸿志所说的我想的问题和大家不一样。有一回，陈老师兴冲冲地约我去冯定家里，给这位写了一本流传甚广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著名红色教授祝寿，我躲掉了，而另几个同学却争相前往，引以为荣。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多数是中学里当学生干部的，他们认为读哲学就是搞政治、当干部。事实上，那时候哲学系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的确是政府机关。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对精神事物感兴趣的人必然寥寥无几。有少数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他们应该算是最接近于这个要求的人了。 早就听世英说，一班有几个不错的人，他最欣赏的是方小早。一年级期末，我和小早的接触多了起来。我们都受x案的牵连，有点同病相怜。原先他与曹秋池的关系之密切，不亚于我与世英。现在，我没有了郭，而他也和曹疏远了。疏远的原因是，他发现曹经常对他撒谎。即使在疏远之后，谎言仍在继续。有一次课后，我们走出教室，他看着曹的背影戏谑地说：“我们一无所有，不像他，还接触过异性的芳唇。”吃饭时，他举着汤匙学曹的口吻：“她的苗条的身材就像这把匙子。”当时曹在追求东语系一个女生，曾向他吹嘘如何与她跳舞，互写情书，互赠《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此等等。不久后真相大白，事实是那个女生没有理睬曹的追求，最后曹威胁要杀她，她向校方求救，曹受到了校方的警告。 那些天小早最担心的事是，他听说系总支正在查他的旷课情况。他告诉我，一个学年旷课二十五节要开除，而他至少超过了一倍。好在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他后来因为肺病休学一年，比我低了一级，但我们的友谊持续了终身。他班上一个同学曾对我说：“在我们年级，你和小早最聪明，而你比他用功。”我知道这不是事实，小早比我聪明，也比我用功。不过，他的用功完全没有功利的动机，所以显得不像是在用功。无论中外书籍，他读得都比我多，并且读后多有轻松机智的议论。他身上有一种陶渊明的气质，读书只是享受，散淡至极，对于虚名浮利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抵触。这种性格保持了一生，使得他终于成了这个喧闹时代的一名隐士。我惋惜他的才华，有时不免劝他进取，而他始终安之若素。我的超脱是自我训导的产物，他的超脱是骨子里的，在他面前，我会觉得自己到底是一个俗人。 小早只比我大一岁，当时我们都非常幼稚，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学年结束前，校方让一年级每个学生写一份自传，放进各人的档案里。我们俩为一个相似的问题发愁，我发愁的是要不要写郭世英，他发愁的是要不要写曹秋池。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写，都觉得如果不写对自己发生了这么大影响的人，自传就不真实了。我的自传写得十分抒情，抒情的重点有二，一是郭世英对我的影响，二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的意义。这原是符合事实的，在我近十八年的生涯中，找不出比这二者更值得写的内容了。后来我大致知道了人事档案的性质和功能，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多傻。 也是在期末，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个所谓小凳子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只小凳子，班长的小凳子丢了，他就占用了别人的一只，并写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几个同学抓住这件事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我从来不关心班里的是非，竟也被列为争取的对象。为首的一个江苏人亲自找我谈话，很有技巧地展开攻心。他开头就指出：“人家说你思想复杂，我看你是幼稚的复杂，虽然书读得多，政治上却很幼稚。”这句话说得到位，我欣然赞同。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在整郭世英？”他给我的谜底是陈老师和这些班、团干部。这就离谱了，他大约不知道，我是了解一点儿内情的。谈话最后落脚在小凳子事件，动员我站出来作斗争。可笑的是，他们还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没有放过小早这样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舆论之后，他们便逼迫陈老师召集班会，敦促系总支派人参加，对班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长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检讨。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了这一出争夺班级权力的丑剧，只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惊诧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哪怕世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追求真理，与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后来我发现，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这类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七年加起来还多。我脑中的印象是鲜明而纷乱的，暂时还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对于未来，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当我启程回上海度暑假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个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十二 典型小资 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我没有恋爱，但每天都被恋爱的心情笼罩着；没有爱上某一个姑娘，但爱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影。十八岁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样，而且醉得恰 到好处，飘飘欲仙。我独自在燕园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我当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强烈地感觉到异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们的气息融入空气，把空气变成了酒。可是，与此同时，散布在空气里的那些不经意的眼波、倩笑、莺语，给我留下的又是浓郁的惆怅，我只好用诗歌抚平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是学校正式宣布的一条纪律。在校园里，决看不到学生成双成对的景象。倘若有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一旦被发现，必然的下场是开除学籍，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当众受到羞辱。由此类推，写爱情诗当然也会被视为情调不健康。在文革中，当我毁掉全部日记和文稿时，对诗歌下不了手，于是仔细甄别，只毁掉所谓不健康的，全部爱情诗都在其列。我曾经为这些诗自负，现在已无物证，看看留下的那些诗，总体水平一定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对写诗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里，我找到了若干论诗的片断。例如，描述诗兴袭来的感觉：“和别人一样，我读书、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参加会议……突然，有另一颗心脏跳跃在我的胸腔里。”谈论诗艺：“一个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写爱情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周围的人眼里，我仍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有人捡到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学们就一致断定是我写的，而其实不是。我养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学对我说，由它可以想见主人的性情，大约是说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样纤柔。有一天，在校园里，别的专业一个素无往来的男生朝我走来，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从表象就看出，我游离于众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个女教师，她给我的评语是敏感、脆弱、清高六个字。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与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还径直称呼我为“周君（小资产阶级）”。 小资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使人想到白领、丰厚的收入、温馨的居室装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因为完全没有这些事物。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语汇完全不触及个人的真实内心活动。我偏偏不使用这种语汇，宁愿使用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在话语上把自己与人们区别开来。我不喊革命口号，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说真心话，谈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和认识。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愿意自己在这样做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统一指令转动的机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专门教育到延安的文艺人士的，我发现其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在我身上都具备，感到格外对症和亲切。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又读，一度称之为我的“圣经”。我真心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情绪，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对它们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里同时潜伏着一种优越感：比起没有这些情绪的芸芸众生，我毕竟拥有一个丰富得多的内心世界。同为思想改造，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改造虽然更艰难，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么有品位的改造，其结果仍是自我扭曲。现在翻阅劫后剩余的所谓健康的诗时，我不禁脸红，其中充斥着空洞的豪言壮语。在二年级学年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诗歌偶像。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变化，越来越革命化的环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义上，海涅也是一个革命诗人，具有非凡的讽刺本领和深刻的内在批判力量，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觉得他的柔情已成为我与时代之间的障碍。我一直也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歌界的革命领袖此时凸现出来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写了大量梯形诗。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暑假，我两次报名到部队参加军训，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两段时间里写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诗宣布：“我是你们的将军，我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写部队生活，站岗、打靶、急行军、野营等等。我歌颂“正在逼近的战争”，当时正打越战，国内也在宣传备战，有一种似乎即将要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气氛。我想象自己将战死疆场，并且告诉未来和平年代的人们：“在你们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有一朵很不显眼的小花，那是一个无名小诗人的鲜血，他曾经一手写诗，一手扣扳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战争怀着期盼的激情，仿佛战争能解决我的一切问题。对，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这表明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看不到自己在消灭个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出路，消灭了不甘心，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十三 不得不提及一个人 在第二学年末，我们年级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批判“反动学生”曹秋池。曹一直担心x案会殃及他，终未能逃脱。 根据当时的标准和所公布的材料，曹是够得上反动的。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一说被镇压了），他针对这一经历写道：“巨大的历史车轮碾碎了路旁无辜的紫罗兰……我心中升起了一种事业感。”这无可辩驳地被解释为阶级仇恨。他还说过：资 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而社会主义是横在其间的炼狱。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了。定性的主要根据是x，据揭露，他出席了x的成立会议，虽然表示自己不参加这个团体，但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了。 在批判会上，我和小早作为受害者发了言。小早发言时有点儿慌乱，我忘记他说的内容了，只记得他宣读了曹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开头两句是：“希望是妓女，舆论是娼妇。”我和曹接触不多，其实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着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这个立场上声讨了一番。人们事后评论说，我的发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对郭仍有温情。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辞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欢他。一班还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刚入学时，他知道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年级，便使劲靠拢他们班上一个姓郭的同学，不久发现弄错了目标，马上和那个同学疏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否事实，只知道后来他到我们班来结交郭世英是非常主动的。 他给郭的见面礼是一篇关于黑格尔美学的论文，我看见过，厚厚一叠。郭对我说：“完全看不懂。”不过，郭很欣赏他的才华，交往逐渐密切起来。在第一学期末，因为一件事，他们的交往达于顶峰。曹让郭借来郭沫若的七种史论，据说几天就读完了，并写了一封数万言长信与郭沫若商榷。那是一个星期天，世英例外地不回家，我看见他伏在桌边不停地抄写，有时去找曹争辩几句，熄灯后又在走廊的灯下继续工作。之所以要誊抄一遍，是因为曹的字迹十分潦草，怕郭老不能辨认。下周一，郭回到学校，我发现他情绪激动，面容痛苦。在寝室放下书包，他立即去找曹。后来听说，郭老看了长信很生气，不准世英再与曹来往。从曹那里回来，郭的眼角留有泪痕，他发疯似地抖落床铺，找出纸笔，立即埋头写起来，写了揉掉，揉掉了再写。一会儿，他抓起写完的两页纸匆匆离去。我把他揉掉的纸团展开，那是一封给父亲的信的废稿，其中感情冲动地说，他发现了一个天才，但爹爹不理解，这件事不但关系到曹，而且关系到他自己的一生，他的命运是与曹联系在一起的。此后若干天里，他与曹几乎形影不离。他对曹的遭遇充满同情，还以之为素材写了一篇小说。 但是，蜜月的时间不长，不久后就起了冲突。一年级下学期，他们的关系相当冷淡。原因之一，是上述事件之后，曹经常在郭面前辱骂郭老是宫廷文人、御用学者，伤害了郭的爱父之情。一次上课时，郭把刚写的一张纸片递给我们传阅，曹在上面批道：“不要像父亲似地乱叫了，还是认真研究一些问题吧。”郭脸上顿露不快之色。原因之二，是郭认为曹虚伪。一次下课后，我们在一起走，他对我说：“我现在很讨厌曹，不想和他说话了。他说他要共产主义，他要的是什么共产主义啊。他还要一块招牌。”据我所知，曹最推崇的是卢卡契，而郭直接欣赏西方流派。郭还对我说：“他总是在演戏。演给别人看还可以，演给自己看就太恶心了！”他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曹向他借手枪，他问曹想干什么，曹指着自己的右胸说：“你不是想退学吗？你用手枪打我这里。”“这倒好，”郭继续对我说，“我打他右胸，他反正死不了。他去住院，吃得好好的，而我去蹲监狱。这种人居然还天天想着要写他的《人，岁月，生活》。” 曹的演戏冲动的确令人费解，小早说的追求东语系女生是一例，我也遇到过类似例子。1963年5月上旬，郭刚出事，有一天，我与曹在校门外散步，他突然决定立即去郭家一趟。回来后，他向我叙述经过。据他说，他见到于立群，开口尊夫人，闭口贵公子，使于大为气恼。他还把郭沫若又娶新妇并遭到周总理责备的谣传告诉了郭本人，并指出人们一致认为他现在写的诗根本不像诗。几天后，我从陈老师那里知道，事实是他吃了闭门羹，郭沫若和于立群拒绝见他。当时，因为做郭世英的工作之需，陈老师与于立群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应当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我看不出曹有什么必要向我编造这种故事，只能解释为这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需要吧。 不过，即使在最讨厌曹的时候，世英坚持认为，他确有很高的才分，现行教育体制对他这样的人是一种摧残。批判会之后，曹被判劳教三年，因为文革，实际上也是到七十年代末才获自由。此后他留学剑桥，研究量子力学，据国内媒体报道，一度成为三一学院的签约研究员。在牢中度过十多年，出来后很快就有这种状态，证明了他的毅力和才分。我不喜欢他的为人，但现在我倾向于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他必须经历特别艰难的生存斗争，他的一些毛病也许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 写郭世英，无法不涉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曹秋池。听说曹现在定居美国，如果他读到这本书，发现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我希望他指正。我很愿意通过这个机会，澄清我的一段重要生活经历中的疑点。 十四 根深蒂固的右倾 1964年2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写村史家史，我们年级到平谷县，我在那里的复兴村住了一些天。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农民接触，感觉很新鲜。冬日的北方村庄，土墙枯树，偶闻狗叫，一片静穆。农民朴实而热情，把旱烟袋递给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个青年农民向我赠五言诗，我愉快地应和回赠。有时也不免闹笑话，乍见农民如同乍见老外，觉得他们长一个样，判断不了他们的年龄，见了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民开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话出在执行这次下乡的任务上。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 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候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 去平谷只是下农村的小小前奏。从1964年开始，全国党政机关人员包括高校师生组织成工作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整个大学第三年，我们在顺义县城关公社搞四清。原先宣布只参加这一期，然而，该上四年级时，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学系搞学校社教试点，哲学系停课，便安排我们先去首钢劳动一个月，后到怀柔县崎峰垞公社参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顺义，我被分配在城关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是混合编制的，共六人，成员来自不同学校，组长是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一名女教师。一间农舍兼男宿舍和办公室，我们没完没了地在那里面学习和开会。房间里整天烟雾缭绕，把我也熏成了一个忠诚的烟民。我抵御不了烤烟香味的诱惑，一开始卷喇叭筒抽着玩，后来就自己买烟，从八分钱一包的绿叶过渡到两毛一一包的黄金叶。时常为生产队里的问题发生争论，我和小傅总是“右派”，那个小严永远是唱高调的“左派”。小傅是轻工业学院的男教师，有动人的歌喉，为人轻松随和。小严是科技大学的男教师，担任副组长，正在争取入党，整日绷着一张煞有介事的面孔。我发现，“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常识，而不尊重常识的人往往有极强烈的功利心。大队会计刘殿才在我们生产队里，便成了我们工作组的重点清查对象。这个人十分精明，能说会道，无论怎样攻心、查帐，都无奈其何。最后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里一个女青年拉进厕所里发生了多少次关系。他说那个女青年是情愿的，那个女青年说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组为此分别对二人进行了一次次讯问，结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负责队里的青年工作，这项工作单纯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欢我这个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也把我引为子女的榜样。 怀柔如今已成为北京人消度周末的休闲胜地，当年却以穷山恶水著称。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台子大队，工作队的指导员是一个军人。与第一期的大兵团作战不同，这一期人员较少，全队不过几人，不再分组。同队还有两个北大学生，都是西语系的，一个是从中央警卫团转业的，担任工作队长，自我感觉极好，总与一个从农村抽调上来的风骚的女队员打闹厮混，另一个是比我还笨拙的书生，成了经常遭指导员数落的受气包。我身上右的倾向根深蒂固，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队里有一个老汉是“坏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与大队书记吵过一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耿直勤劳的人，便坚决主张为他平反，结果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我还十分同情一个富农的女儿，她是一个漂亮温顺的姑娘，却不得不经常参加为地富子女召开的会议，恭听侮辱性的训示。正是在四清运动中，我领教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等级制度何其严酷，所谓四类分子固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实际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我不能不将心比心，设想自己倘若投生在这样的人家，情形将是何等悲惨、绝望、不公正。 那时候怀柔山区的农民真是穷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粮为纲，便只好炸开石山，沿坡垒筑坝阶，造出一小块一小块薄田。造田之后，为了解决水源，还必须凿石开渠。隆冬季节，我常和农民一起在山坡上抡镐，领略过与顽石搏斗的辛劳。然而，产量仍然极低。我们吃的是派饭，除了四类分子和特殊困难户，一家吃一天。人们尽量把家里最好的拿出来，也不过是杏叶馍之类。村里常见因近亲通婚造成的痴呆人，还有一个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烂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产队长是一个复员不久的军人，人很正派，因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后而总是愁眉苦脸。我和一个养牛老汉睡一条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为结满虱卵而变成了浅灰色。开始感到痒，恶心，浑身有小虫子在爬，时间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独自去远处一个村外调，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达。调查完毕，天已黑了，当地工作队的人留我与他们同住，我十分犹豫。我是为我的满身虱子自惭形秽，如果我住下，肯定会传给他们。如果要当日赶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兽，而且几乎必然迷路。最后我怀着一种罪恶感住下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社教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发动两年后直接导向文革。不过，当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此茫然不知。在运动中，也曾为上头精神的多变感到奇怪，例如开始时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后来又批为形左实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攻击校长陆平及校党委的大字报，次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聂元梓是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其余六人也都是哲学系的教员，我闻讯自然为之震惊。几天后，指导员宣布，接上级通知，北大学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鉴定不做了，每个人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自己做出鉴定。 十五 洪流中的兴奋和疑惧 从农村回到学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种火热的气氛之中了。校园里，在临时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筑物的墙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处都是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大抵是指向业已倒台的旧北京市委、校党委以及各系总支的。在第三学生食堂，开辟了内部大字报栏，揭批彭、罗、陆、杨和其他大人物。不过，这个内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们十分兴奋，三五成群热烈地议论着。聂元梓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贴出到广播，几天之内，留校的师生已分成两派。当我们回校时，胜负早已分晓，保陆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聂元梓的一 派则兴高采烈，四处演讲，向刚返校的听众介绍其光荣的战斗经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围气氛的感染，我也异常兴奋。一向在台上指手画脚的校领导突然被打倒了，虽然派进了工作组，但学校仍处于准无政府状态，常轨不复起作用。列宁曾把革命称作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是一派过节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暂时的权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严格的管束，现在突然没有家长了，成了无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获自由的喜气。大字报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隐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开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强烈的隐忧乃至恐惧。事实上，早在半年以前，报上发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种忧惧就已经开始。我不知道高层斗争的内幕，但是，对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作出极端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臆测，据此在政治上提出吓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轨一起，常识也被打破了，如果说常轨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识的打破却使人迷惘了。魔鬼已从瓶中放出，它将施怎样的魔法，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报栏前流连，贪婪地读着，惊讶着，激动着。北大是一座大字报的森林，我一头扎了进去。有一天，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突然看见了郭世英的名字，并用红墨水打着一个可怕的叉叉。那张大字报列数校党委的罪状，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动学生郭世英。我的头脑一下子痴乱了。当时的感觉是，当我在大字报的森林里漫游时，不期而看见其中的一棵树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离大字报区，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乱走，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 返校后不久，北大发生了六一八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是我住的38楼前，我目睹了全过程。6月18日上午，哲学系若干学生把本系的“黑帮分子”揪来，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进行批斗。所谓“黑帮分子”，在哲学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亦在其列，在学校和其他各系则是指当权派。事情发展得极为迅速，别系的学生纷纷效仿，揪来了他们系或校一级的“黑帮分子”。在学生宿舍楼里，只有38楼的楼前有高台阶，很适合做“斗鬼台”。那些兽性发作的学生把厕所里装便纸的铁丝篓拿来，套在被斗者头上，又朝他们头上脸上浇黑墨汁和红蓝墨水，逼他们下跪，拳脚相加，斗毕押往校园游街。在这场暴行中，活跃着我们班一个同学的身影。我在一旁无言伫立，一阵阵冷颤，为人的丑恶而震惊。 六一八事件后，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新的一轮辩论掀起，有三派意见。一派说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派说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捣乱，甚至有黑后台。一派说是错误事件。我持第三种意见，出发点仍是常识，觉得这种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为与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纯粹是刑事犯罪。这场辩论没有结果，很快就转为对工作组的性质展开辩论。由于工作组倾向于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激进分子便贴出大字报，说工作组推行反动路线，已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赶走。正当自发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来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连续两个晚上在东操场举办万人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际上已有定论，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驱逐工作组。 这两场辩论大会对我震动极大，使我第一次对文革产生了明确的怀疑。人们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对江青也怀有相当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江青的历史和个人品质，对这个突然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红角的第一夫人充满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开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惊的，一是她的飞扬跋扈，把工作组长张承先像孙子一样地辱骂，二是她的公报私仇，当着万人之众抖搂家庭私事。在第二场辩论会上，形势已经明确，支持工作组的人不再有发言权，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红旗”的中学生，其头目彭小蒙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做了一个火药味浓烈的发言。江青为之助威，高喊：“谁不革命，谁就走开！”群情激愤之时，康生又火上浇油，厉声宣布：“张承先不只是反动路线，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反动路线！”话音刚落，彭小蒙等举起皮带抽向张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皆作壁上观。在作总结发言时，江青越说越激动，一声“我要控诉”，便开始详细数落张韶华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与之同居，张韶华的母亲又是一个多么坏的女人，说到最后，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家没有这么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媳妇！”会场上立即响起呼应的声音：“把张韶华揪出来示众！”张韶华当时是北大学生，幸亏她早已逃匿，不在现场，暂时躲过了一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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