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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岁月与性情（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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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国平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8-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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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十六 校门外的世界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 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冲突时，我曾被对立派短暂绑架，混乱中摸走了钱包。我们驻扎在简阳中学，那里有一支精悍的文艺宣传队，四川姑娘的美丽使我心醉神迷。我单独下到该县禾丰公社，作为首都红代会代表在集会上发表演讲。离开简阳时，送别的场面十分壮观，造反派倾城出动，车站前是人面的海洋，人们唱着歌，哭着，我们每个人胸前被别上几十枚毛主席像章，臂上被套满红袖套。有一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她蹦蹦跳跳地拉着我的手，车启动时哭得特别伤心。回北京后，她给我寄来了信和照片，照片上的她像一朵清晨带露的鲜花。我还和禾丰初中的孩子们通信，他们回信说，大家争相阅读我的信，结果只好油印几百份，人手一份，许多对立派的孩子哭了，说不该围攻这么好的红代会哥哥。在这次串联中，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武斗，只看到了那些被卷入政治大潮的外省青少年的无比天真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容易被引向残酷的自相残杀。 十七 我的立场出自直觉 北京学生分派的情形相当复杂，受各种势力和因素的影响，越到后来就越是如此。就早期而言，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现行教育体制的关系。大致说来，保守派的中坚是这一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造反派的头目和骨干则往往是一些被称作痞子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思考精神，对于旧教育体制相当抵触，往往被党团组织排除在外，处在比较受压抑的地位。因此，他们的造反包含了某种反传统的成分，清华可以算作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北大的情形就很不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里的造反派头目根本就不是学生，而 是一个专职党政干部。聂元梓的反陆平实质上是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由于某种特殊的需要，她才侥幸获胜。她其实完全是传统中的人，上台后也仍以传统的方式领导北大的运动。这种格局使得北大学生中的反传统力量不但没有分化出来，而且仍受着压抑。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作北大运动的先天不足。新北大公社虽然是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组织之一，但是，它完全不像清华井冈山那样是在反抗中形成和逐步壮大的，相反，它是聂元梓在坐稳江山之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囊括了全校多数师生。毫不奇怪，这样一个组织不可能有多少锐气。事实上，当时的社会舆论几乎是把新北大公社视为保守派的大本营的，以至于人们在打派仗时，倘若想证明对方是保守派，举出的最有力理由便是对方得到了新北大公社的支持。 我是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但我对聂元梓领导下的北大运动一直很不满意。在校系文革委员会的控制下，北大基本上是一潭死水。如果说有浪花，也是因为不时有一些倒霉的学生被扔下水而溅起的，更使人感到压抑。校园里风行揪斗学生中的“反革命”，这里那里的宿舍墙上会突然贴出大字报，抄录着某个学生的“反动日记”，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伙人架着那个学生在大字报前进行批斗。我读后发现，所谓反动无非是小资情调罢了，最严重也仅是流露了对文革的困惑不解，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自危。还有一些学生因为反对聂元梓而遭到批斗。在这种高压下，时有学生自杀。最使我痛心的是沈达力之死，她就是我刚考上北大时在沪京列车上的那位漂亮旅伴，在未名湖畔服毒自尽。我听说，事情发生后，对立一派的女生在宿舍走廊里幸灾乐祸地尖叫：“307的伙计们，那个贱货断气啦！”我在中文系宿舍外的墙上看见她们贴出的告示，用大号字体宣布：“要把这堆臭肉里的反动灵魂揪出来斗倒斗臭！”当时我心中充满厌恶，深信迫害她的人一定容貌丑陋，她是被嫉妒杀死的。那天夜晚，我独自在未名湖边徘徊，凭吊这个美丽的冤魂。湖面上倒映着淡黄色的灯光，老柳树披头散发地站在湖旁，在风中摇晃，仿佛也在呼叫着她心中的冤屈。 事实上，新北大公社成立伊始，就有一个与之对立而坚决反聂的组织，即井冈山兵团。这个组织人数很少，其骨干分子在哲学系，我不喜欢他们中的若干人，所以从未考虑加入。他们一直在起劲地声讨聂元梓的反动路线，我虽然也对聂不满，但觉得他们调门太高。然而，大约在1967年6月，聂元梓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对井冈山的骨干进行有组织的批斗，此举使我作出了一个判断。我断定，由于她开始镇压群众，从这个时刻起，她的确是在执行反动路线了。其实，对于任何人事争斗，包括当时运动中的派别斗争，我之采取某种立场，往往不是基于清楚的理论分析，而是出于一种本能式的正义感。 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本身也在发生着分化。化学系有一个战斗队，为首者是后来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虽然属于新北大公社，但思想很活跃，一直在从内部批判聂元梓。这个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总是很吸引人，我也十分欣赏。由于这个战斗队的名称是以零开头的，其拥护者便逐渐形成为所谓零派。到1967年7月，零派人数激增，一次举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有人开玩笑说：“老聂现在一定在伤脑筋，要派多少辆大卡车才能把这一小撮抓光。”零派兴起后，北大的面貌为之一变，学生中被压抑的才智迸发出来了，在大字报和辩论会上各显其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大字报重又琳琅满目，大抵是批聂的，极尽讽刺之能事。聂被比作慈禧太后，老佛爷的绰号不胫而走。淘气的学生大写打油诗，有一首影射她与某政要的风流韵事云：“夏菊凋零秋菊开，为比风流眼半斜。”口才好的学生也有了出风头的舞台，后来当上联合之后井冈山兵团司令的牛辉林就是在辩论会上崭露头角的。我对零派的欣赏几乎是审美性质的，我觉得这一派开心，好玩，有生命力。哲学系女生很少，漂亮女生更少，很可惜，我眼中唯一的一位站在了对立面。我为她写了一首题为《保守派的姑娘》的诗：“姑娘，你干吗叫得这样响，还要扯起尖嗓子骂娘？你的脸挺美，你的头脑可真糊涂，那里面装满了保守思想。一会儿你低下头读书，好像挺认真的模样。说真的，我有一个感觉，我总觉得你是在读《修养》。”附带说一说，尽管刘少奇在文革中的经历极令人同情，但我从来不喜欢他写的这本《修养》。 零派从新北大公社中分裂出来已成必然之势，无人能够阻挡。1967年底，零派与小井冈山合并为大井冈山，宣告分裂完成。联合后的井冈山兵团有五千人之众，著名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周培元被选为第一任总勤务员即总头目。这位老人富有正义感，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受聂压制的学生，但当选不久即在周恩来的劝告下辞职，由牛辉林接任。我在北大文革中从一派转到另一派的经过便是如此，支配我的不是思想，也不是利益，而只是直觉。也许正因为此，无论在哪一派中，我都不是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普通群众。我安于这样的角色，一生中不曾有过成为政治人物的想法，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在这方面既无动力，也无能力。 十八 原罪与忏悔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 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他还说：“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郭世英来了！”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把我忘了吧？”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反动”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我”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我”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我在为人民服务”，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十九 友情呼唤 现在我来追叙一下郭世英在1963年5月之后的情况。 他被从与我对弈的象棋盘旁带走以后，直接进了拘留所。据说他当时火冒三丈，要动手打人，结果是用刺刀押送进去的。在短暂的监禁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从监所寄来的信，后来郭平英在给我的信中抄录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谈出了全部心里话以后，眼睛突然亮了起来，这一变化来得那样突然，我一个 人在屋子里又笑又哭，只觉得自己变轻松了。”他还说：“以前我们大家在欢笑中团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泪眼蒙胧中看见爹爹的笑，妈妈的笑……这一切是曾被我破坏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们争取回来。你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这爱一直偷偷地藏在心里。现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对你们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达的，也不是眼泪能发泄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快活。”由这些话判断，促使他发生突然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对父母的爱和负疚感，是与家人团聚的渴望。世英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对父亲又十分敬爱，他曾向我叹息：“我活着有什么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给我父亲就好了。”事实上，在以前因为离经叛道而与家庭关系紧张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常常感到负疚了，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因此，入狱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最好机会。至于在思想实质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封信上还看不出来。 处理决定很快就作出了，让他去农场劳动。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里，他曾来北大一次，我因为回沪度假，没有见到。他让陈老师转告我，说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面。陈老师还说，郭世英大大地变了，我见了会大吃一惊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们寝室的同学正在聚餐，忽然听见有人喊：“郭世英来了！”随即我看见他站在寝室门口，原先的长发已换成短短的平头，脸胖了，黑了，变年轻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说：“把我忘了吧？”我傻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股欢乐的暖流涌遍全身。在当晚举行的年级联欢会上，他感情饱满地唱了一曲他父亲作词的《人民的领袖万万岁》。1965年春节期间，他从农场返京探亲，又来学校看我。那天夜晚，我们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错过了回城的末班车。他对我谈在农场的感受，说：农场的组织太严密，有一个牢固的体系，个人对此毫无办法；如果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个生产队，一定很有意思。他还告诉我，农场有一个姑娘追求他，他必须小心维持平衡，很难办。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对棉花感兴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农场劳动两年之后，遵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学籍从北大转到了农大，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学农的道路。当时我正在农村参加四清，中间暂时回校时，我们曾约在北海公园见面。我们还时不时通信，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后我和图道一同去了一次。这是我们在文革前见的最后一面。 我保存着世英给我的全部信件。这些信表明，他确实在非常诚恳地清算自己的过去，剖析“反动”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农场期间写的几封信里，就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如同可以预料的，他把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所谓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论调之一，他终于也接受了。不过，他看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式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战胜个人主义，就必须改变实践基础，投入到全面的社会实践中去。这就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工农中去的指示挂起钩来了。他在信中摘录了一段日记，其中把自己与麦贤德、焦裕禄这些榜样人物进行对比，说他们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民怎样，从不问“我”怎样这种问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却是“我”怎样，即使为人民服务，也觉得这是“我在为人民服务”，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实践，基于这一认识，他衷心地呼喊：“到工农中去，滚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个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价值，现在还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个思路来说服自己。他说，过去他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个性发展，认为个性发展应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现在他认识到：“人性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在共产主义提阶级社会中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个性自由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不能用来解释阶级已经消灭的共产主义。什么能解释呢？他极佩服当时刚发表的毛泽东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在阶级消灭后仍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他据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也不是个性绝对自由发展的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仍会不断产生矛盾。 现在我重读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讨理论问题，当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还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一种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识的支配下进行这些思考的，忏悔者的身份业已预先规定了思考的路径。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把问题真正想明白。这使他的忏悔显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怜。他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他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他的思考可能会并且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当他现在用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理由否定个性自由时，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觉的自我革命下面，隐藏着的正是不自觉的对自身精神能源的压制。当然，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区别只在于，在他身上这种本能格外强烈，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因而必须施以格外努力的压制。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 不用说，上面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认识。由于我一向比世英正统，因此，当时我不但由衷地为他的转变高兴，而且在他旁边起劲地喊加油。 二十 前海那一座深院 在和世英恢复了联系以后，我就经常去他家了。这个宽敞精致的二进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纪念馆，每当我踏进去，心中便会弥漫开一股浓郁而复杂的情绪。这里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合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经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度过一个周末日，品尝过餐桌上不是寻常百姓能见着的丰盛菜肴，也领略过这个家庭非外人能想象的特殊悲欢。作为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这里笼罩着一种高贵优雅的生活情调。然而，虽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护，民族的灾难仍以特别的 方式潜入了这个家庭，向它索取牺牲，最惨重的代价便是两个儿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给小弟理发。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吗？”我一愣。前些天，外面传说郭世英自杀，但我刚见过他，当然不相信。“我听说是你自杀了。”我说。“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说，“外面都传是我。”接着，他谈起了郭民英自杀的情况。 我见过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时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时，哥俩每人刚画完一幅油画，都是两只苹果的写生，在比谁画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个子比哥哥略矮，脸皮白净，一双大眼睛中含着忧郁。当时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学小提琴。后来他退学了，到浙江的海军部队当兵。后来听民英的好友林铭述说，退学的原因是，民英学小提琴学晚了，感到没有前途，恰逢罗瑞卿作了一个报告，提出培养未来的将军，他知道后大为兴奋，遂决定弃艺从武。世英告诉我，民英参军后，据说表现很好，被当做特殊的接班人培养，几个月就入党了。正要讨论他的转正，他突然自杀了，用冲锋枪打自己的脑袋，子弹从前额穿到后颅。事情发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铭述一起去料理了后事。我保存着世英的一张照片，是在这趟治丧之旅的归途上拍的，他身披夹克，斜靠在轮船的桅杆上，嘴角挂着顽皮的笑，那副轻松的样子倒像是在假日旅游中。 我问是什么原因，世英说：“思想问题，部队的人也说是悲观厌世了。他也一点儿不隐瞒，什么柴可夫斯基、贝多芬，都谈了，但部队根本解决不了，怎么解决啊。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几天，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都来我们家了。我母亲得了心脏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讯。”说到这里，他笑了，接着说道：“这件事一出，对于我们又是一个阶级烙印！我们班的同学想整我，这下多了一条理由。”一会儿，他给小弟理完发，却和我讨论起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盛赞毛泽东关于阶级消灭后仍有矛盾和共产主义也会消灭的论断，最后激昂地说：“黑格尔说现在就是绝对境界，马克思说将来是完美的，只有毛主席是最彻底的辩证法！” 民英的死似乎没有打乱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节奏，表面上一切平静。除了于立群因患神经官能症，时有情绪郁闷的情形之外，气氛仍是轻松的。屋里放着正受批判的西洋音乐，世英和建英着迷地玩摄影，我也常和他们一起在暗室里埋头苦干。就餐的时间，我经常见到郭老。在餐桌上，他很少吃菜，也很少说话。可是，有一回，是他的生日，他自己说起他曾单独一人做了一百人的饭菜，口气特别自豪，大家都笑了。他很细心，常常示意让人把我够不着的菜挪到我面前。一次饭后，他亲自剖了一只椰子，走到我跟前，首先递给我一块。郭老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在客厅里翻一本日本画报，他走过来，问我懂不懂日语，我说不懂，他便给我讲解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和他玩康乐球，我第一次玩这种游戏，却赢了他，他向于立群夸我打得好，结果于立群立刻把我打输了。他仍常常写诗，写好了就拿来给我们看，虽然我们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泽东诗词是当时的热门，我曾两次听郭老讲解。一次是为我办的专场，我请教，全家旁听。我请教的是《清平乐·会昌》，问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这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来。”我说：“可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他说：“那太牵强了。”我翻开一本资料，指给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经提出过这种说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体在场的人也大笑。还有一次，平英带来一拨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气，向郭老摆出一副辩论的姿态，但郭老毫不介意，总是耐心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学生提到毛的诗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问郭老，听说柳亚子得到这首诗后向毛要颐和园，是否真的。郭老连连摇头，于立群也插话说，他们了解柳亚子的为人，不可能提出这种要求。我记得柳此后的确有“若将名园长遣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之句，与世英耳语，世英也记得，立即去找出这首诗，让我递给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说真没有想到。 大约在1967年六七月间，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编鲁迅语录。他说，这是音乐学院一个学生让他编的，并许诺编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个学生：“这个人只要想干什么，总是能干成的。”不久后我见到了这位能干的人物，他就是与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后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铭述。世英对这项工作十分投入，我开始有些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认真了起来。我们各自通读鲁迅全集，详细摘抄卡片，然后把两人的卡片放到一起，进行取舍和分类，拟订编目。我们常常为一条语录的取舍和归类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编目已定，他又推倒重来，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新方案，兴奋地说：“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讥：“看来你是现在才成为人的喽。”在前海西街的那个深院里，不时响起我们愉快而激烈的争吵声。在工作间隙，他会闲谈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有一次谈到他母亲的病，他说：“其实她有什么病？就是生活太舒适太安逸了，才什么病都来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亲的藏书，上面有郭沫若阅读时画的记号。有时候，他会指着画了问号的某处笑着说：“瞧，尽挑毛病了。”他还对我说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听父亲说，鲁迅那首著名的《自题小像》的主题并非通常所解释的爱国，而是写鲁迅自己的一段爱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并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誊抄完毕，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当时人们编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为独特。不过，能干的林铭述始终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后来告诉我，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与林相识后，我也觉得他很能干。他个儿不高，精力充沛，做什么事都兴致勃勃，在任何场合都谈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摄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痒，便向世英借相机。郭家的相机都很高级，鉴于我是初学，世英就把一台徕卡借给林，我则用林的那台国产58-2玩起了摄影。 进入1968年后，林铭述又出新点子，提议我们一起来研究文革思潮。当年3月，我们在林家及音乐学院教室先后举行了四次讨论，参加者除我、郭、林之外还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给我写信都要谈论这件事。在讨论时，他也非常认真。我们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他说他打算以对群众的态度为主线写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实在群众，打倒走资派是为了教育群众，革命委员会就是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权……”我们都不同意，认为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线。他激烈地和我们争论，反复论证群众问题是最根本的，专政问题受群众问题的制约，说到末了大声宣布：“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顶点，高到老三篇就没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当时许多人能全文背诵。后来，我们都写了论文初稿，他的主题正是群众，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艺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题，印象中他的观点算比较中性。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还没有来得及传阅，他就遇害了。 当时我们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导动机都是力图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现在来看当然水平甚低。不过，世英的心态要比我们复杂。表面看来，他对文革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的调子比我们高许多。可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预感到文革所释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于是藉着用极端方式为它辩护来说服自己。在一次讨论时，他忽然显得心不在焉，眯眼望着窗外某处，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话：“郭沫若迟早也完蛋！” 二十一 永远的咒语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 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就是曹秋池的出现。当时曹利用保外就医的机会活动平反，要求郭世英协助。他来找郭时，我刚巧也在农大，看见郭的表情冷淡。但是，他仍同意陪曹去公安部，后来也确实去了。他对我说，把曹算做x的主要成员，这不符合事实，既然找到他，他就要帮助澄清。我问起他们去公安部活动的详情，他沉默良久，脸色很不好，最后只是说：“现在不想谈。这次我又上当了，但也有所戒备。”不管具体经过怎样，这件事显然使他不快，不但把他拉回到了过去，而他正在为这个过去挨整，而且，如果整他的人发现他与曹的来往，就是现行罪行，更加罪不可赦了。 农大那伙人在发出通令之后，突然没有了下文，意外的平静保持了四个月。后来我知道，原因是他们到公安部索查关于x的档案，遭到了拒绝，公安部明确告诉他们，郭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处理的，不许他们插手。世英暂时躲过了这个恶浪，心情又逐渐开朗起来，到1968年4月几乎可以说是阳光灿烂了。那些天里，除了讨论文革思潮，他还热中于两件事，一是摄影，二是围棋。在1968年4月1日给我的信中，他天真地自夸：“我发现一个极好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人的面部线条、纹路如此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根根的头发，一丝丝的眉睫，一个个的毛孔，甚至是鸡皮疙瘩，毕露无遗。好极了，头像摄影的高峰已经到来。”他的围棋是向我这个刚学了几天的臭棋手学的，很快就与我旗鼓相当了，但仍以一二子输给我。在同一封信中，他和我争论：“姓周的，你太不像话了，你是从哪儿搞来的不三不四的围棋胜负规则？我无意中翻书，才知道受了你的骗！你必须在无私的围棋法面前承认你是输给我了。”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争端的，总之，后来他仍然没有赢过。最后一局结束，他异常激动，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告诉你，我还要和你下！”然而，我们岂会想到，再也没有下一局了，几天后他就死了。 二十二 郭世英之死 那是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去郭家，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不让我进去。这是很反常的，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我只好说找郭庶英，门卫打电话，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一到内院，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两天前，也就是星期五，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那一天，他匆匆回来过一趟，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随后，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又急冲冲离去。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那天她在学校里，门房告诉她，郭世英来过，在 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肖肖好像知道更多内情，但她闷闷地不说话。我走时，她跟了出来，把我叫住。在幽暗的廊檐下，她问我是否知道曹秋池的地址，使我感到曹与发生的事有某种关系。我焦急地问她，郭老为什么不出面，她说，郭老刚给周总理写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奔往农大，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我往郭家打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我站在他家门前按电铃，朱红色大门上的小窗打开了，露出门卫的没有表情的脸，他摇一摇头，又把小窗关上。一个白天东奔西走，一无所获。傍晚，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林伯母开门，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头脑里一片空白，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年仅二十六岁。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同学听见，诬他里通外国。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并打算携肖肖远走，不幸被抓获。在关押期间，他还曾试图逃跑，躲在楼道内一间厕所的隔板顶端，结果被发现，招来了更残酷的虐待。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事发后，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绽肉开。遗体于第二天火化，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未能见最后一面。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已成千古疑案。关于事情真相的唯一证词来自凶手，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看守回来时，他已跳楼。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高难度动作，因为当时纱窗关着，插销的位置相当高，要用捆绑在背后多日的麻痹了的手够着插销决非易事，更不用说在短时间里把它拔开了。从动机看，世英也是不想死，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在逃跑前，他留下一封绝命书，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大意是说，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不可能，既然这样，还不如去死。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不过，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所以，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事发之后，我和平英、肖肖、小早去了一次农大，找世英班上的一个同学，向他了解事发那天的情形。那个同学到过一次郭家，也许是班上郭的唯一同情者。他说，那天凌晨，他在空地上徘徊，向楼上张望，远远看见郭世英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印在那扇灯光暗淡的窗户里。在最后的时刻，世英隔着纱窗久久地凝望窗外的世界，他一定思绪万千，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于立群一直在哭，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看见我们，她号啕大哭起来，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接着她骂了一串粗话。这时建英走进客厅，把我叫到隔壁一间小屋。屋里光线微弱，我坐着发怔，他在一旁摆弄相机，对准我按动快门。“我做个试验，B门，不用三脚架。”这个十五岁的男孩咬着嘴唇，做出坚毅的模样。透过窗户，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正弯着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夹在其他书之间，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当然，我让一切维持原状，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晚上，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她仍在哭，平英蹲在她身边，一边给妈妈捶背，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走在街上，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并肩走了一会儿，他突然嚷道：“这家伙真卑鄙，把我们害得好苦啊！”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如果他说了，周亲自出面干预，世英也许能够得救。但是，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没有忍心说，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可以想象，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在几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亲手装订成八册，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无数次地梦见他。每次梦见他，他都仍然生龙活虎，于是我对自己说，原来他还活着，可是只要这么一想，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我仍会做这样的梦。在这一生中，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1980年6月，我在读研究生，农大专案组给我单位发来一份为郭世英平反的决定，系里的政治干事向我宣读了全文，大意是：郭在农大学习期间政治立场坚定，表现很好，农大原文革一伙人明知总理亲自处理了郭的问题，仍揪住不放，残酷迫害。郭死后，总理指出：“矛头是指向我的。”郭是受迫害含冤而死，所谓现行反革命等污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政治干事表示，系里将为我清理有关档案。对于这迟来的公正，我感到的只是悲哀。 二十三 焚稿和哀歌 1968年3月，北大两派的斗争趋于激化，武斗有一触即发之势。我最担心的是床底下的那一个纸箱，里面是我从中学开始到那时的全部日记和文稿。如果武斗爆发，这些东西落入对立派之手，从中肯定能找出编排罪名的材料，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哪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让我藏匿这满满一纸箱文件呢？我的姐夫的父母家在北京，我曾询问是否可以寄存，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小早帮我把一部分文件寄放到了他的一个亲戚家里，但不久也被退了回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北京的单位和街道都得到通知，不准收留北大学生和存放北大 学生的东西。无奈之下，我狠了狠心，决定精简我的文件，只保留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大部分毁掉。一开始我用焚烧的办法，但那样太引人注意，后来就蹲在厕所里，把文件撕成碎片，扔进马桶冲到下水道去。这项工作花了我好几天的时间。 中旬的一天，忽然传来消息，新北大公社要来占领我们的38楼了，井冈山的同学纷纷逃离。当时，在偌大的北大，只有两栋相邻的学生宿舍楼是井冈山的势力范围，即34楼和36楼。我随手挑了几本书，与未毁掉的少许文件捆在一起，放到34楼里。返回我的寝室，想再拣些东西，却突然感到心灰意懒，躺在床上听楼道里忙乱的响声，觉得这一切离我无限遥远。待响声平静下来后，我站起身，空着手走出了已经寂无一人的楼道。 我住进了34楼顶层的一个房间。在此之前，在对立派弹弓的袭击下，这个房间的窗玻璃已经全部破碎。34楼原是女生宿舍，现在被井冈山占领，房间里也是一派逃难后的景象，散落着女生的小物件。我一个人住这个房间，睡在女生的被窝里，床上有女生的内裤，感官大受刺激。窗外挂着一只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井冈山的战斗檄文和对聂元梓的谩骂，震耳欲聋。当时两派的广播都是这个德性。也许正因为太吵，没有人愿住这个房间，而我为了能够独处却宁愿忍受。利用独处的机会，我着手整理带过来的那些文件，主要是把自以为挑不出大毛病的诗抄到一个本子上，又从最近的日记中摘录了与世英有关的几页日记。然后，我把那些文件都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本子，我实在舍不得毁掉。大学一年级时，和世英在一起，我在日记中和纸片上记了许多东西。我记录他的一言一行，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对他的观察、欣赏和担忧。这完全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既是最精彩的内容，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内容。在他出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上海的家里做了一件事，便是把所有这些内容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整理，抄写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大约有二百页之多。我决定留下这个本子，不到万不得已时不毁掉。 然而，不多天后，世英死了。这使我感到，我生活中的郭世英这一页真正翻过去了，世上已经没有郭世英，我已经没有郭世英，这个记载他的往事的本子似乎失去了意义。于是，怀着一种殉葬的悲愤之情，我点燃了这个本子。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痛悔当年的这个举动。这个无比生动的人，我有幸在他最精彩的一段时光中与他密切相处，不会有人如此详细地记录他那时的情形，我本是应该为世界保存好这一份证据的。记忆太不完整，也太不可靠，许多生动的细节已经与我的这个本子一起永远消失了。我也痛悔我毁掉了我的全部日记，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整个一个青春啊。在那以后，我便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我的成长中最重要的岁月没有留下任何文字，那个男孩的秘密的悲欢都不留痕迹地化为乌有了，我的存在也因此显得虚幻了。 在世英死后没几天，北大的武斗升级，成为真正的武斗了。在此之前，两派只是通过高音喇叭互相谩骂，或者架起弹弓互相发射石弹。那些弹弓的威力也了得，井冈山人自豪的是从空军弄到了一批韧性极好的橡胶，做成的弹弓射程甚远。但是，我们基本上还能在校园里自由走动。4月下旬，两派在36楼南边的街上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双方的队伍都用盔甲和长矛武装起来，展开搏斗。从此以后，井冈山占据的两栋楼就成了真正的围城，我们龟缩在里面，不能越过新北大设立的包围圈。我们这边为了防御，在两栋楼之间筑起了掩护通道，还挖了地道，临街的36楼外侧的围墙打开一个缺口，作为临时的大门，上方挂了一块写着北大井冈山兵团几个大字的横匾。 我们上街都从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须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的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边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果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我的外衣，裹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这是一个房间，一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不能攻占这两座楼，知道地道在哪里就没有意义，你们能攻占，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何必要问。其实，我没有下过地道，还真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完全是出于气愤偏这样说的。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挨打时，我听见那几个女生在清脆地笑，真令我对女性要刮目相看。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另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得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刚回到楼里，我班一个在井冈山总部任职的同学立刻跑来慰问我了。原来，总部对新北大的电话实施监听，听到了抓我的那伙人与我班新北大人之间的通话，已经了解全部经过。他免不了要对我的英勇表现夸奖一番，并且告诉我，因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实，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为忠于井冈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时的自然反应。当时，守在困楼里的人大多是铁杆分子，也有的是觉得好玩，积极参与拼长矛和打弹弓的战斗，而我连弹弓的胶带也没有摸过，更不用说拼长矛了。人们困在楼里，除了武斗便无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扑克或聊天，我对这种环境也已经十分厌烦。因此，在被抓以后，有一位同学建议我住到地质学院去，我就乐意地接受了。当时北京高校的学生组织分成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而地质东方红是地派的大本营，因此很乐于收留地派的难民。我住在那里的一间学生寝室里，和那些心地单纯的工科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蜗居困楼和避难地质学院期间，我真正不能忘怀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为了发散心中的哀痛，我别无途径，仍然只能写诗。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了三十五首诗，结集为《哀歌》，保存下来了。我写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找一个声音，我请它不要躲避我，因为已死的活人并不害怕复活的鬼魂。我还写我爱诗，对诗句却毫无兴趣，唯有诗人表达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这些都是当时的真实感觉。世英死后的两个月里，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样拘谨的性格，再去未免尴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给郭平英写了一封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通信。在当时的情境中，我们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来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语言无法表达的。平英对此比较清醒，不愿意再说空话，便在一封信里提出要求，让我写一写世英在北大时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于是，我趴在地质学院避难所的床铺上一气写了四天，小32开的纸写了四十二页，寄给了她。二十年后，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这一封长信交还给了我。多亏她的提议，我在印象还相当鲜明时写了这些回忆，还多亏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纸片。1976年，我在广西时也凭借记忆写了北大期间郭世英的往事，题作《大学第一课》。现在我把这两份文件进行核对，发现出入倒不大，可见那一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当然，还是有些出入的，事过十三年的记忆毕竟要比事过五年的磨损得多些。现在和以后我写郭世英时，手头有了这些文字的依据，不必凭空在事过四十余年的记忆中费力搜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二十四 告别北京 大约在7月份，正当武斗相持不下的时候，工人宣传队进驻北大，掌握一切权力。这个举措等于把两派学生组织都给解散了，从而一下子结束了武斗。事实上，学生组织业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冲劲打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谓走资派，继续存在下去只会制造麻烦，因此理应让它们退出历史舞台了。所有学生都奉命回到了学校，作为毕业班，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鉴定，迅速离校。六一届的学生在当月就草草打发走了，我们六二届也要在一两个月内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农村，大城市一个不留。 被过滤广告 经过两年的折腾，重新坐到桌边来，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一切依旧。我在一篇日记——不错，积习难改，在毁掉全部日记之后，我又开始写日记了——里写道：“这几天的鉴定使我厌恶极了。一群小资产阶级临到末路，还要互相吹捧一会儿，不害臊吗？宁可做一个真诚的、谦逊的小资产阶级，决不做那种虚伪的、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太不老实了。我承认，在我身上有明显的小资情调，比如脆弱、动摇、人情味、正义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里浸透了的市侩气、商人气、政客气，我是没有的。我也没有那些臭架子，那种自鸣得意的驴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农群众相处好的，决不会比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来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人，浙江五人，诸如此类。问到我的志愿，我说随便。几个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浙江，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去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锻炼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县。我真是觉得无所谓，去哪里都一样。 要离开北京了，我别无留恋，只舍不得世英的亲人们。在与平英通信后，我去郭家又多了一些。第一次去，我在东屋午休，平英叫我进偏室，把一个黑色的小木盒搬到桌上，低垂头出去了。这是世英的骨灰盒。一会儿，她带我去洗相片。洗出的相片中，有一张我和世英在院子回廊里的合影，我坐着，世英站着，都是深思的神情，她指着说：“两个思想家。”有一回，我和郭汉英在下围棋，她从外面回来，远远看见我便发出欢喊声，走到我的身边来。没有了世英，全家孩子中只有她和我年龄接近，比我小两岁，仿佛因此成了最合适的接待我的人。在一封信中，她写道：“一年前，郭世英做了林铭述的郭民英。现在呢，现在谁来做你的郭世英，又是谁去做林铭述的郭民英啊。”我从中读出了令人心酸的善良。我希望是她，但知道不可能，在我眼中她是这样高贵的一个女孩，我们之间有着微妙而难以逾越的距离。 因为我给平英的信，于立群对我格外热情。她告诉我：“那天夜里，我感到奇怪，怎么小妹还没有睡觉？到她房里一看，她正在给你写信。我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接着，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说那天她也给我写信了，写了两页就写不下去了，她让我看这未完成的信和她写给肖肖的信。世英死后不久，肖肖被送到青海当兵，情绪极为低沉，大家都为她担着心。悲剧过去两三个月后，于立群的情绪倒是稳定了一些。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对我谈世英的往事。他串联回来，好几次提出：“咱们家应该来一个革命化。”她问他学校整他的事，他把头一仰，笑一笑，显出轻松的样子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分析死去的两个孩子的性格，说世英是热情奔放，民英是细腻，削苹果皮稍有粗细厚薄不匀都会难受。她鼓励我：“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如果了解郭世英的人都死了，还有谁知道他？” 9月8日，我在离京前最后一次去郭家，他们让厨师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给我饯行，餐桌上有我爱吃的大对虾。四个孩子一起把我送出大门，汉英说：“这一别，恐怕很难再见面了。”建英说：“去了以后，大大地来信。”又马上一笑，指一指平英，纠正说：“不是给我，给她大大地来信。”平英朝我点点头。我和林铭述走在夜晚的街头，他议论道：“这个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背后是外人想象不到的悲剧。”静默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觉得悲剧还没有完。”他问我想不想写小说，我说等将来吧，他说：“我是指将来，现在当然不成。十年以后吧。”我问他：“你看有希望吗？”他小声说：“这是迟早的事。”然而，分手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却是：“跟上时代，不要太消沉。” 那一天有一件事留下了一个小遗憾。我曾在林铭述家里看到郭老送的墨宝，很羡慕，便鼓起勇气让平英帮我也要一幅。上一个周末，郭老给我写了一幅，内容是他尚未发表的词《水调歌头·游采石矶》，写在大约四开大的宣纸上。他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这个意境十分合我的意。我捧在手中，自是不胜喜悦，建英在旁边说：“爱不释手。”由于那天我是骑车往返，怕途中损坏，就让建英替我暂时保存，准备今天拿走。今天临走时，于立群劝我不要拿了，她说，我去部队农场那样的地方，带去了影响不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层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倘若现在能把这幅字找出来还我，我会很高兴的。 9月10日晚上，我走出居住了六年的38楼120室，最后看一眼窗外那一排木槿，它们还是六年前的老样子，一点儿没有长高。武斗已把我的书籍杂物洗劫一空，我几乎是空着手离开北大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去湖南部队农场的学生运到天安门前，在一个军人指挥下，我们匆匆排成队列，举手向毛主席宣誓，再被运到北京车站。我们登上了列车，两个同学隔着车窗向前来送行的一群大中学生慷慨陈词，我在一旁无言静听。火车启动后，那两个同学也静默下来了，只听见车轮碾过钢轨接缝处发出的单调的震响。我久久凝望着窗外的黑夜，心中回旋着李贺的一句诗：“我有迷魂招不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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