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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从政观：纪念章乃器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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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立凡 来自：凯迪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8-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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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章乃器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从政观 章立凡 【摘要】本文阐述了章乃器自20世纪20年代末从政以来的宪政、政党理念，以及1949年参加联合政府后，与中共以诤友共事的经历和逆境中的坚持。作为自由主义者，章乃器一生持超党派的政治立场，忠实于民主宪政的理念，反对一党专政。他虽参与了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建国会三个中国近代民主政党的创立，但坚持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鄙夷政客政治；主张政党“不采取领袖制”，实行集体领导和议事决策模式；反对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利益之上。章乃器这一代民主先驱的从政理念，可引发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历史反思，并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参照。 关键词：宪政 政党 民主党派 章乃器 今年是先父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他的一生与“七”这个数字特别有缘，不但生死之年皆逢“七”，其一生的转捩点也常与“七”有关。 章乃器自1927年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抗战前夕被捕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获释，这时他已是一个举国闻名的人物。1947年，他因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香港从事民主政治活动，并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这一时期是他个人经营事业的巅峰，但很快舍弃，秘密赴东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1957年，他在一场“阳谋”中成为中国大陆五十五万“右派”中一员； 1967年，他在斗室中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七十自述》；1977年，他在北京医院的地下室里逝世。 章乃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生曾参与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民主建国会三个党派的发起，但结果不是自行退出，就是被组织开除。究其原因，皆因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 一 宪政理念及党派观 1 民主宪政的政治理念 1935年12月，章乃器与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等创立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来发展成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的宣言等文件，大部分是章乃器所起草，集体表决通过，但这些文件也反映了起草者当时的政治理念。 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的《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会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各国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的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1] 抗战期间，救国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于1939年1月参与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的前身）的发起，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该会的信约和简章也是章乃器与左舜生共同起草的，信约提出了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实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2]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为各中间党派的联合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而其信约中的原则，后来也被应用于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的政纲等文件。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并执笔起草了该会的政纲、宣言、组织原则等发起文件，章乃器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也在这些文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民建宣言以“不右倾，不左袒”为楬橥。政纲分为总纲、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五个部分，共46条，总纲提出：“建国之最高理想，为民有、民治、民享。我人认定民治为其中心。必须政治民主，才是贯彻民有，才能实现民享”；“采取孙中山先生所定三民主义之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信守之范围”；“政治须以文化为指导，而以经济为基础，始能期其正确而切实。军人武断政治，与夫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均非现代国家之所许，必须使从事生产各阶层之广大人民拥有最大之发言权，而以文化教育之力量融和其矛盾，扶助其发展，然后民主始不落玄虚，进步始不超时代。”。 政纲的政治部分提出：“民主政治之基本条件，为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之自由，应予切实保障”；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司法须独立，文官制度须切实保障，均不受政党或其他势力之控制与影响”；“我人认为现代国家，必须人民有权，政府始可有能，政令固需人民之协力推行，而铲除贪污，提高行政效率，更需人民之监督；在人民未得充分民主权利以前，绝对不应提高政府之政权。”；“建立各级议会，行使各级民权”， 选举与公民投票，必须为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的，始能代表真正之民意”。[3] 2 反对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社会之上 中国的近代政党，往往继承了会党政治的血脉传统。如国民党在其早年历史上，曾利用会党组织发动反清革命，后来在“以俄为师”的改造中，又接受了列宁式政党的模式，但将老师的缺点也学来了。从封建时代的“朕即国家”到近代的“以党治国”，都是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国民党执政后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实行封建家长制和腐败的黑箱政治，是其致败的深层原因。章乃器晚年在一篇回忆录中，曾谈到国民党的历史教训： 深入到国民党的内围留心观察，真有“如入无人之境”之感。那里面；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少有人关心国民党的利益；那里面，懂得如何正确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就几乎没有了。无怪乎，陈立夫同何思源谈话，要以“结党营私”为号召了!那里面，几乎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而多数人是可以战胜的。一句话，在国民党内部，有的是假国民党员乃至反国民党员。这就是号称有四百万党员，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民党不堪一击的秘密。[4] 从创立救国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建国会，章乃器一直对消耗民族元气的两党内战持反对态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救国会呼吁：“我们很迫切的需要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很迫切的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国民救亡会议，很迅速的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5]统一建国同志会主张：“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有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固定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6]民主建国会宣布自己“为人民与闻国事之集合，但有别于一般党同伐异之政党” ，“重在为公道正义而奋斗，以国家社会之利益为先，而本团体之利益为次，个人利益又次之。”[7] 3 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 章乃器一直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厌恶政客政治。1941年，章乃器因反对《日苏中立条约》，与救国会的同事发生分歧，就毅然退出了。在1957年他与王造时谈起此事，仍坚持“当初没有错，今天看来更没有错。”[8] 他晚年回顾退出救国会和创立民主建国会的初衷说： 我对于当时左舜生之流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是憎恶的。但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我这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要流为政客活动。正是这种思想，使我后来发起了民主建国会的组织，我认为需要动员那些不靠做官吃饭、更不靠做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团体。这样，我就在不动声色、不伤感情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救国会的活动。[9] 在他起草的民建成立宣言中，强调“我们这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10] 民建的章程还规定了会员应“非现役军人”，并“从事于正当之工作”。据说起草时章乃器曾主张国共两党的党员均不得参加民建，但由于无法识别参加者的政治身份，最后在组织原则中确定为：“广泛征求无政党关系者之参加。其已有政党关系而仍愿以争取本会主张之实现为其当前之最高任务者，亦所欢迎，但于必要时得加以限制”。[11] 4 主张政党“不采取领袖制” 救国会作为一个群众性政治团体，没有采用一般政党常见的领袖制，而采用了集体领导体制。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简章》规定：“由会员大会选举执行委员二十一至二十七人，候补委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之，任期半年，连选得连任。执行委员会互推常务委员七人至九人执行本会日常事务。”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会员大会每三月开会一次。并设有专门部门处理各项事务。[12] 1936年6月，由各地救亡团体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仍采用了这套制度，其《章程》规定：“本会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执行委员互推产生。[13]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样没有实行领袖制，其《简章》规定：“本会设常务干事五人至七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之，办理本会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三人至五人，以轮流当选为原则。”[14] 民建的组织原则仍沿袭了原救国会的理事合议制传统，规定“不采取领袖制，会务分工负责，重大事宜，以合议制决定之”，[15]以集体领导防止个别领导人实行家长制和个人独裁，在中国党派史上颇具特色。直到五十年代初，才仿效中共改行领袖制。 章乃器/维基百科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中国浙江青田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人之一。 章1911年一度参加辛亥革命军队。1913年考入杭州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浙江实业银行任职。 1927年，章创办《新评论》杂志，支持中国国民党。1929年，章创办中国征信所，将其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信用评价机构，其后兼职于光华大学等学校。1935年，与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11月，因拒绝接受国民党领导，作为七君子之一被捕。 抗日战争爆发后，章被释放，1938年任安徽财政厅长，次年撤往重庆。1941年，章为抗议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承认满洲国的行为，宣布退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胜利后，章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他在重庆校场口惨案中受伤，后被迫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1949年，章前往北京，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参加全国政协。1952年，章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创立了粮票制度，稳定了粮价。章与陈叔通、利瓦伊汉共同负责创建全国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 1957年，章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撤职。1962年，由于他上书政协要求平反，被认为是「翻案」行为，民建将其开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被红卫兵打成重伤，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1975年，章一度在邓小平的帮助下被摘去右派帽子(是赦免，不是平反)，但不久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在北京病逝，1980年被正式平反。 其子章立凡（1950年─）为历史学家，至今亦有活跃于中国文坛，曾出版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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