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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教育消费了公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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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洪波 来自：野草先锋 http://WWW.YeCao.Net 时间:2004-12-16 | ||||||
 现行教育体制不仅消费了公民的教育投入，而且消费掉了教育的责任与道义，消费掉了民间力量的办学热情，消费掉了教师的自由意志，消费掉了学生的自尊与问学快乐，消费掉了学校的独立精神，消费掉了一个自古未变的阳光地带和正义道场。教育本不应该是消费品，更不应该是消费者，但如果不放逐管理者的利益，教育永远不可能变成公益与慈爱的事业。 现行教育体制以应试教育为主要特征，围绕这一特征，形成了包括乱收费、剥夺学生休息时间、压制学生个性、教育方法粗暴、忽视人格养成，甚至逼使学生说假话等诸多病状，这些病状可以总体名之为“应试教育症候群”。尽管这些病征早已人所共知，素质教育的呼喊也蔚然大观，然而人们几乎看不到教育病状的减轻。教育已经成为管理者的利益特区，各级管理者形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分利集团，这一集团的利益追求使应试教育模式得以延续。 应试教育以及围绕这一教育模式所产生的种种病症，使得学生、教师、学校，每一个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人，都成为考试机器上的零件，家长则为整个考试机器的运转买单。古今中外，教育都被视为阳光事业，而在今日中国，教育已成为无尊严、无人格、无快乐的一项事业。得利者并非看不到这种病态，只是如果病症正是利润的来源，那么病症就永远不要治愈为好。 这种“现实主义”或者说“现世主义”在今天实质上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经济理性”贯穿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之中。一般理解，当“经济理性”注入生活的时候，社会会步入健康发展的大道。但事实并非如此。 “现世主义”的时代，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原则，甚至成为社会生活的惟一原则。一个官员完全可能参观完全世界所有先进的管理制度以后，丝毫无改于家长制的脾气，并且论证中国惟有家长制才符合国情，尽管他们的内心也未必不认同先进的社会管理办法，他们可能早已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国外，甚至自己可能也正筹划着有一天远走高飞。 在教育领域，这种“现世主义”的表现，便是“激情”不再燃烧之后，当初借以形成激情的那种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诞生的管理体制成了一个加强垄断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理想”早已向利益投降，而“理想时代”的管理体制仍然不断强化。统一大纲，标准化教学，具有国家权能属性的统一考试，严格限制社会力量的办学热情，在公立教育中有意识地倾斜使用教育投入，以此而形成了从教材、教学辅导材料、考试费用到入学资格的垄断。教育，一部巨大的生利机器由此诞生并得到精心养护。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不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养患自重”的好砝码。“资源严重不足”，才有必要加强资源管理，管理者的地位才更加醒目，管理者得到的投入才会更加优厚。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的治河史中早有成例，治水患的官员往往不是着力于治好水患，而是设计怎样使水患永不得除。“加大投入，加强管理”，是一种中国式的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固定思路。加大投入，就是向国库伸手要钱；加强管理，就是掌握住准入证，不准社会投入随便进入。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学校经过有意识的倾斜建设而加剧的“优质资源不足”，一方面又看到民间力量很难进入教育领域，如果进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管理者就将失去审批权所带来的快乐心情与利润报偿。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尤其是享受了重点倾斜的学校，也成了分利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如同行政系统一样，他们一面被矮化了人格，时刻听命于管理者，丧失了为教师、学生、学校与教育着想的能力，同时却获得了宽松的收费依据。学费在上涨，上不起学的人从偏远山村延伸到了城市，教育质量在下降，而学校的收入在上升。对这种局面，我们很容易听到社会舆论的良心呼吁，而很难听到校园知识分子发出公正的声音，尽管校园知识分子对其他领域的公共事务不乏热情，但在学校收费问题上却噤声了，利益是他们的消声器。 人们越来越接受“教育是一种消费”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人们无论把义务教育视为公民有义务出钱让自己的子女上学阶段，把非义务教育视为高级享受，从而为自己的消费买下昂贵的账单。但事实上，与其说公民消费了教育，不如说教育消费了公民。是的，公民是教育的消费品。现行教育体制不仅消费了公民的教育投入，而且消费掉了教育的责任与道义，消费掉了民间力量的办学热情，消费掉了教师的自由意志，消费掉了学生的自尊与问学快乐，消费掉了学校的独立精神，消费掉了一个自古未变的阳光地带和正义道场。教育本不应该是消费品，更不应该是消费者，但如果不放逐管理者的利益，教育永远不可能变成公益与慈爱的事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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