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坛 的 博 弈

                                          □ 马 策

   “盘峰论剑”已经过去三年了。当年诗坛上演的那场“完美风暴”，现在真正成了一帧“岁月的遗照”.但不是看不清,正相反,时间穿越了迷雾,事件的“真相”自当看得更清.

    盘峰一役前后,“真相”一词几被滥用,并且明显地被意识形态化.先是谢有顺著文《内在的诗歌真相》,为《1988中国新诗年鉴》出版所标举的“好诗在民间”张目,继而回击了此前出版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所维护的“知识分子写作”腐败的主流诗歌秩序.后是王家新著文《也谈真相》,矛头指向《年鉴》所谓“新的诗歌生长点”的民间密谋.再是于坚抛出长文《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历数“知识分子写作”如何利用政治神话确立少数几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一种写作趋势),如何用废话冒充知识,如何以“知识”取代中国诗歌界，并尖锐指责知识分子写作的秩序和责任，乃是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达成某种话语缝合的状态。卷入论战两方的文章共计二十余篇（读者可参考《1999中国新诗年鉴》附录部分），文风上春秋笔法和谩骂诋毁交相辉映，刚烈对峙的火药味为当代文学所仅见。

    在这些文章中，理性的探讨基本上被激愤所淹没，值得一提的是韩东的《论民间》，和臧棣的《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韩东是“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韩文对民间的物质形态、精神核心及其民间立场、历史、人物、使命等等方面都有精辟的阐述，他认为“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民间不仅反对体制，而且反抗市场和西方（汉学）话语优势。这是一份当代汉语文学的民间论纲，显出一派大家风范。在韩东看来，民间必须坚持文学的绝对意义，同时对伪民间保持必要的警惕。附庸于一切庞然大物下的文学，都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独立不倚的写作才可能符合“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臧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臧文从认识论甚至是部分的诗歌本体论上，阐述了诗歌的知识性。他认为，“在范式的意义上，诗歌仍然是一种知识，它涉及的是人的想象和感觉上的语言化”，是“独立于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的知识形态”，“要将诗歌建构成一种关乎我们生存状况的特殊的知识”，因此，“也不妨说，现代诗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即是通过持续的丰富多采的艺术实验，将想象力塑造成了一种执着于自由关怀的知识。”臧棣的文章，很好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审慎的魅力。其实，在我跟臧棣私下的电子邮件往来中，他对“知识分子写作”有过反思，他说（大意如此），作为某种文化立场，他本人更倾向于“后知识分子”，而作为一个诗人，他首先坚持语言艺术家立场。

    作为论战的双方，一方是“知识分子写作”，另一方是“民间写作”，涉及的人物都是功名显赫的当代诗人、诗歌批评家和诗坛新贵。知识分子队列里，站着王家新、西川、臧棣、孙文波、唐晓渡、程光炜等，而民间队列里，则有于坚、韩东、伊沙、徐江、谢有顺等等。有人把此一事件称之为诗坛上两个阵营的对垒、两条路线的决战。事实正是这样的吗？所谓阵营、路线分裂最终落实到了诗歌美学的断裂上吗？人们不愿怀疑美学的力量，但人们更相信“话语权就是力量”。因为美学探讨的无效，使事件看上去显得颇为滑稽：究其实，这只是一个在美学事件掩护下进行的争名逐利的商业事件。功名显赫者需要借此进一步巩固他们在诗坛的霸权，新贵们的位置则渴望得到诗坛的进一步确认并寄望有所晋升。这样一来，两个阵营、两条路线就成了两个利益主体、两个利益目标，他们的争霸动力，无非就是用个人的奋斗史换来自己的文学史。

    再来看看真相。80年代末，当第三代诗歌运动风流云散，90年代经济主潮的社会症候，不知不觉为文学史让出了诗歌缺位。而瞄准空档的“先知先觉者”们，迅速炮制出“知识分子写作”为90年代中国诗歌命名，以期占领文学史缺位，这就是上文提到的“90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选）。作为一种挑战，《1988中国新诗年鉴》（于坚、韩东、杨克等编选）针锋相对回击了“知识分子写作”对90年代诗歌名义的盗用，以及对“民间写作”的闭抑和排挤。两相交锋于1999年4月在北京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研讨会”，火力集中于双方的文学史焦虑。一次研讨会终于蜕变成一场话语争霸和诗歌政治角力。谁说诗坛不是个名利场呢？文弱的诗人们利用文章、媒体大肆展开自我身份想象，其炒作能力纤尘不让非美学领域的商业运作。

                            美学的火拼

    一如韩东在《年代诗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总序中认为的那样，70年代是手抄本和“地下文学”时期。那时的物质标记是北岛们的《今天》刊物，用韩东《论民间》中的话来说，“《今天》不仅是当代民间，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的开端。”《今天》启动了朦胧诗。一切关于当代新诗美学的梳理也必将从朦胧诗开始。这是对历史的尊重。80年代是民刊和“诗歌运动”时期，90年代为文学翻译和“国际接轨”时期----这也是韩东关于诗歌年代的分期，也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按照这一史的脉络，再来审视盘峰论争中美学的火拼，或许真能看出点什么。毕竟诗歌史决定于美学，而非名利政治学。

    从民刊影响诗歌史的角度看，70年代有《今天》,80年代有《他们》、《非非》，90年代甚至也有一个虚构出来的《倾向》。《今天》及其朦胧诗，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其对抗性主题尽管不可避免地借助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方式，以一种刚性抗衡另一种专断，但它恢复了诗意和真诚，将诗歌从动荡岁月的艺术暴政中救了出来。它对后世诗歌的影响，主要在于独立的民间精神和源头性美学的确立。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他们》和《非非》，从打倒朦胧诗开始，但韩东、于坚、杨黎、何小竹们颠覆的恰是朦胧诗刚性意识形态语言，建立的则是诗歌区别于人民记忆的个人经验，重视日常性质感，突出艺术之于历史的差异性，强调语言本体的探索（尤其注重非知识的口语经验），“诗从语言开始”。这是当代汉语诗歌的飞跃期，延续至今的个人写作的基本原则，在此已告确立。

     90年代的《倾向》，行迹不端，面孔可疑。它由国内而海外（出版），由本土而流亡（同仁），由放弃中国经验而膜拜翻译体、西方汉学家及渴求国际接轨（美学）。集结在《倾向》旗下的正是一批“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这一名单反复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文章中（因为耳熟能详，在此恕不开列）。“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代言人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序文《不知所终的旅行》中，把《倾向》看成“责任与秩序”的象征，“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中的中国诗歌和人心的明灯”，并将该种写作看成是独立的知识型构，与《今天》、《他们》及《非非》的写作是非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关系，并进而声称《倾向》已经取代了《今天》、《他们》、《非非》的艺术权威。这种立场当然不只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对时间的欺诈，目的只为虚构他们作为诗坛主流的利益之需。谎言总不难戳穿，《倾向》并无力取代谁谁谁，它只不过是将《今天》恢复了的诗意和真诚蜕变为玄学和炫技，又将《他们》和《非非》的个人经验、日常性扭曲成知识谱系、殖民化，同时将独立自由的民间精神自觉纳入被奴役的命运逻辑。“知识分子写作”的美学资源，直接来自西方大师的诗歌文本。程光炜为此作出的谱系分析如下：张曙光的作品“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罗伯特*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这一‘先行者’的形象多少令人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其他的，比如欧阳江河之于波德莱尔；王家新之于“米沃什、叶芝、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流亡式或准流亡式的诗歌命运”；“西川的语言资源来自于拉美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另一个是善用隐喻行为怪诞的庞德……”；陈东东之于阿波利乃尔、布勒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一幅知识谱系、诗歌遗照，准确地传递出隐匿其中的写作事实的腐朽气息。对当代中国诗坛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写作只不过是国际接轨的焦虑罢了，意在迎合西方汉学界的口味。很难设想，汉语诗歌的评判尺度，会掌控在那么几个对中文一知半解或依赖于翻译的汉学家手中。更难以设想，诗歌也竟能当作工具理性、资本殖民、科技领先纳入全球一体化。沿用知识的概念，诗歌难道不正是差异于全球化的个人化、地方性知识吗？到此为止，《倾向》已彻底背离《今天》、《他们》、《非非》等新诗主潮建构的中国本土经验和民间精神，而转向投靠西方的殖民化写作，促成了90年代中国诗歌内部的“知识分子写作”哗变，诗坛也因此蒙受了耻辱。

      与此同时，朱文、杨键、伊沙等中间代诗人在90年代迅速崛起，尤其是伊沙的后口语写作，被认为最具90年代民间符号意义。对于《今天》以来的美学传统，他们是背叛中的发扬，恰好体现了继承性的时间和历史关系。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代表人物韩东、于坚、杨黎们，也在同时期写下了大批优秀作品。论战中，程光炜为“知识分子写作”所做的知识谱系分析，曾经遭到“民间写作”最为猛烈的反击。而问题不仅于此，韩东在《附庸风雅的时代》一文中，对90年代的诗歌写作做了一个总结陈词：“一、这是一个附庸风雅的读者扮演创造者角色的时代。二、与新一代诗人的成长密切相关的艺术创造并未停止，只是由于时代风尚的原因，它处于被忽略和遮蔽的‘暗处’。三、断裂业已存在。对峙的双方间并不存在美学之争，存在的只是艺术与伪艺术的尖锐对立。”韩东干脆把“知识分子写作”一概斥之为伪艺术。    总的来说，激烈火拼的双方在名利之外的美学辨析中，均未能提供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我的看法是：1、本质上，艺术创造是一种非制度的人类行为，就此而言，双方同为普遍意义上的民间立场。2、在摄取知识、中西文化继承上，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比如：双方都致力于汉语诗歌未完成的现代性（自波德莱尔以降，自李金发的象征主义到西南联大的奥登、艾略特等诗风及其后来的中断，再自《今天》以降的重构等），只不过“民间写作”更趋向后现代经验；再比如，大致上“知识分子写作”属欧陆诗风，而“民间写作”更接近40年代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之后的美国诗风。3、民间作品趋向：场景、此在、细节、呈现、发现、创新、语言本体等。知识分子作品趋向：意象、虚蹈、转义、再现、糅合、整合、技术打磨等。4、“知识分子写作”从知识到知识，一味玩弄（最多是盘活）已有的经验存量和剩余想象，因此不能提供新经验和边际阅读效用，不能启动写作潮流，他们是渐进的、温和的诗歌改良主义者。“民间写作”坚持为诗歌“解魅”、“去妖魔化”，有效地创新了经验增量，暗示出创造的种种可能性，提高了阅读的边际收益，从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诗歌潮流，他们是激进的、叛逆的先锋主义者。5、“知识分子写作”属于艺术上的“路径依赖”，“民间写作”则属于艺术的“制度变迁”。在策动艺术变迁上，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和于坚的《罗家生》等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而深远，他们创造的用口语直接呈现个人化日常经验的艺术方式，拓展了诗歌的边界，业已成为当代汉语诗歌最为重要的美学遗产。

                            多赢格局：一个经济学解释

    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说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在约束条件下，人会谋求个人利益（或偏好）的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理性人”思维日渐强化，诗人自不例外。地球人都知道，人不就是经济的动物吗？在此意义上，我们理解“盘峰论剑”，甚至完全可以抛开美学的因素。

    经济学中还有一个并不那么玄秘的博弈论。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博弈论大师纳什。今年获奥斯卡大奖的美国电影《美丽心灵》，就是讲述纳什的故事。简单地说，博弈涉及个人的选择及其选择的均衡，博弈论就是对策论。所以博弈行为无处不在，因此具有普遍的哲学意味。博弈会导致三个均衡结果：一个是零和博弈，一个是正和博弈，另一个是负和博弈。上述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正和博弈，就是说双方都有赢利。论战吸引了读者眼球，进一步扩张了诗人们的名声。论战还引发了诗歌肌体的肾上腺摸高，人们又开始对诗歌有了期待，到今天，90年代沉寂的诗歌局面已经结束，诗坛生态大为改善，这是博弈双方提供给汉语诗歌的收益，这也是该次博弈为中国诗坛带来的最大均衡解。博弈导致了艺术变迁，读者因此读到了更多的好诗，这多少有点让人感觉意外并且兴奋。论战中，民间派断裂的态度过于决绝，在他们看来，这场博弈只不过是美学上的零和游戏而已，即：知识分子的伪艺术，其输面就是民间艺术的赢面。但现实却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依然是诗坛多元格局中的利益主体，谁也灭不了谁，各有其势力范围，只是“民间写作”的势力更为强大----至少在70后诗歌写作上，民间的追随者远较知识分子的追随者为多。其实，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博弈均衡，让人欣慰的是“民间写作”明显地占有均衡优势。如同一程“不知所终的旅行”，诗坛各种势力的博弈还将继续下去，尽管诗歌艺术将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但可以预见的是，民间的均衡优势并不会因此而打破。

                                         2002，7，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