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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解和虚拟中建立的秩序——余丛论纲
□ 黄金明
透过余丛谦卑的写作姿态,我看到了他远大的写作抱负。他的抱负就是从对传统诗学的破坏出发,建立一种全新的诗歌美学。倘若说余丛尚未为汉诗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写作道路,至少他也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是一种反经典的写作风格。他使用的词语、他的书写方式、他建立的秩序都是温和、谦逊和平静的,这种谦卑达到了极致,甚至一首诗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有着一双下跪的腿;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假象,在词语的空白之处潜伏着十万雄兵。他的书写方式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暗渡阵仓的,甚至是非常隐忍和凶狠的。他对旧世界(实则乃是一种旧的诗学秩序)充满了冷嘲热讽,正是这种嘲讽的口吻和戏谑的态度,使这种对记忆和经验的仇视变成了一种恶作剧般的游戏,使仇恨变成游戏,这乃是余丛的发现和贡献,这使他得以在反向上进入了现实。仇恨变成游戏的最终结果,乃是使仇恨变成了爱,此实质上乃是对爱的另一种阐释。
在余丛的写作中,我看不到他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他对现实生活的戏谑和消解乃至彻底的遗忘,让人深感震惊!经典诗学的核心是:诗歌是一种经验。我所说的经验是指诗人跟世界的一种秘密对话。这种对话使诗人得以超脱琐屑的日常生活,有望抵达碧空如洗的精神峰巅。诗人惟一的工作,就是把这种对话整理出来,任何自以为是的猜测和评断都是多余的。经验从现实中来,又指向更广阔的现实。人类社会最本质的生存经验可能被一些细枝末节的事物所遮蔽,事物之间的引力确实不容小觑。但是,大诗人总是能够及时说出了人间最重要的消息。大诗人之所以具有先知般的预见,是因为他们透过重重的时光迷雾洞悉了人类精神上的陷阱并一语道破。所以,饱含经验的写作是一道桥梁,它连接了现实和未来,使不同的时代得以沟通。然而,经验、记忆和印象对于余丛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所有的工作便是在消解和虚拟中拆毁现存的一切秩序,只有这样,才有出现一种新秩序的可能。不过,他的消解和虚拟是不动声色、声东击西、假戏真做的,所以我说余丛是在下跪中颠覆世界的。这实质上是一种反经验的写作。余丛在《一本旧书》中对记忆和经验的清洗是十分彻底的,它具有了遗忘的深度和黑暗。这样,我依稀窥见了余丛的野心,他要在这一片被他亲手推毁的废墟和瓦砾上重建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尽管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新世界的形状,但他的诗学理想已在文本中初露端倪。据我的考察,现代汉诗的实验者,连最极端最先锋的前卫诗人也跟现实世界藕断丝连,甚至眉目传情,像余丛这样跟现实一刀两断掉头而去的汉语诗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而余丛不事张扬的“离去”方式,一方面显示了其彻底的先锋性,另一方面却无意中凸现了那些张牙舞爪、自命先锋者的愚蠢和无知。我对余丛深入远方和暮色的气概和勇敢表示钦佩,但又不免为他感到担忧。这是一段永远缺少伴侣的行程,而孤独和寂寥从来都是独行者的大敌。
余丛不会去关心那些现实的场景和精神性的花园,或者说一切乌托邦性质的事物,有的只是对乌托邦无穷尽的消解和拆除,或者说,他需要的现实只是飘浮在云朵间的海市蜃楼或空中花园,那是一种虚无飘渺、脱离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但问题是,这岂不是更接近乌托邦的真义?)。余丛甚至不需要精神性的概括,他需要的是只是一种虚拟性的场所,他全部的书写真实都是在虚拟和戏仿中建立起来的。这不仅是一种对生活的虚拟,也是一种对精神的戏仿。所以,这决不是一种反乌托邦的写作,而是一种反向的乌托邦。反乌托邦是一种依托在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庙宇,它的尖顶对准天空,它在无限抵达而最终无法靠拢。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样的庙宇对天空或天堂毫无兴趣,它飘散着人间的烟火和世俗的气味,它仅贴着大地并匍匐生长。余丛的书写恰巧相反,他是从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和场景出发的,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消解而达到对世俗精神消解的目的。譬如《今天的房间》,余丛极尽描摹之能事,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进行描绘和陈述,大至墙壁,小至烟盒,每一样东西都各得其所,每样东西都处于最佳的状态中,甚至“我”亦是“表情亲切”,然而,得出的结论乃是:今天我的房间多像是陌生人的家。倘若说这不是房间的异化,那么就是主人的异化。类似的诗作还有《衣服架子》,余丛在对谁才是真正的衣服架子的追溯中,设置了几个颇有戏剧性的生活细节,生活的荒诞感正是从现实的土壤中升起的,换言之,真正的荒谬只存在于现实中,这样的结局令读者始料所不及。余丛把这种写作称之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写作。但我觉得将其称之为“声东击西”或“指鹿为马”也未尝不可。
余丛在具体的书写中从不会纠缠于一种事物或数种事物之中,这很好地体现了“梦行为”和“拒绝思维”的诗学理论。他对传统诗学的反叛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使他得以脱离传统诗学的羁绊而自由出没于词与物之间,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也。余丛所说的“南辕北辙”,实际上乃是一种反向的对接或剔除多余部分的呈现。他要写一样东西,乃是通过对其周围事物的消解或挖空其内部来达到使其呈现的目的。前者是一种水落石出的写法,后者却类似于挖洞:洞穴其实早已存在于大地中,只要把多余的泥土搬走,洞便会豁然开朗。在余丛看来,一首诗的诞生或出现同样是如此,不是他写出了这首诗,而是这首诗经过了他并呈现在纸上,他只不过是一具语言的操作机器而已。这实质上乃是一种清理的工作。所以,余丛的诗作尽管无一不指向形而上,充满着“梦行为”和无意识,但其诗却异常清晰,秩序井然。他书写的东西纷繁复杂,但并不显得纷乱。余丛对汉语言的尊敬达到了极端虔诚的地步,他仿佛有一种擦拭语言的神奇溶液,使语言显示出了一种清洁的神性,那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光泽。清晰的语言和无意识的结构,在消解和虚拟中建立了秩序,这都仿佛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余丛做到了,并且完成得异常漂亮。《磨石》是一首值得重视的诗,他对传统的诗学结构嗤之以鼻。在他看来,那种生硬而刻意经营的结构毫无意义,他认为惟一适合一首诗的结构乃是一种彻底的破坏,这种破坏乃是一种无结构。他将其称之为“结构的废弃”,这首诗可作其理论的佐证。《磨石》堪称一首流动之诗、清澈之诗、天然之诗。它的语言是清晰的,犹如浅溪中清澈的水,但它在流动却无人可以察觉。它在结构上接近完美的原因乃是看不出各个环节之间的连接和刻痕,与其说它是一串闪光的项链,毋宁说它是一道循环的喷泉之圆。一块石头的打磨史是顺理成章的、非此不可的,所以,这样的结构显得漫不经心而不可改变。它从大到小,从小到消失,“打磨”的过程也是“消磨”的过程。这块石头的每一个侧面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打磨的动作都是逼真的,然而,它最终指向了空无,这是它惟一的结果。它在打磨中消失,或者说在运动中遁入虚无。《一支烟的光阴》跟《磨石》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的“光阴”乃是时间的长度,一支烟的生命是在燃烧中完成的,换言之,时间或生命只不过是一种灰烬。石头在打磨中变成粉末,香烟在燃烧中变成灰烬,它们的结局乃是从经历中走向消失。它在燃烧中成长,它的生命就是它的灰烬。这首诗没有一个比喻,但它的整体乃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它所隐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是一首好诗起码的道德。或者说,一首敞开的诗是一首未完成的诗,它潜在的部分就藏在词语的空白之处和诗篇的背后,它需要真正的读者来挖掘并完成。
余丛从潜意识的书写出发,往往在理性的制约之下建立一种清晰的秩序,这几乎是一个悖论。但他能够从对结构的废弃或无意识出发,最终完成了对结构的有力把握,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余丛在《二十个词语构式》中说:“我的诗歌写作,莫过于一次次打破语言的局限,使人类进入更深的非理性的领域。”这句话在片面上说出了艺术的真理,艺术家无限地去开辟和扩大非理性的领域乃是艺术得以保持活力的手段。然而,这一切工作都是在艺术家高度的理性制约之下展开的。余丛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的诗作普遍显得冷静而坚硬,即使是在动用了密集排比句式的《祖国》和“暗示自己一生”的《轻描淡写》也不会出现激情泛滥的抒写。余丛式的结构正是得益于这种冷漠的口吻和高度节制才得已完成的。意味深长的是,余丛一方面强调无意识的打破和非理性的深度,一方面又声称“归根结蒂诗歌逃脱了不了理性”并在写作实践中营造了井然的秩序,这暴露了其诗学上的某些混乱暧昧和有待梳理之处。余丛对泥沙俱下的抒情或呼天抢地的激情怀有天生的警惕和敌意,他声称:“梦行为不过是完成了理性到非理性的转移过程,而我的诗歌一直停留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进入到非理性的理解已经没有意义。”但这样的“停留”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只是一厢情愿。余丛并不能在他的诗作中处理好这个关系。或者说,这种“停留”是否有必要和有价值,这是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再谈一下余丛对场景、经验和印象采取遗忘的态度,并就此一问题跟余丛商榷。余丛对场景、经验和印象的遗忘,乃是一种对记忆的彻底离弃。的确,记忆或经验不会比遗忘更加重要,里尔克在《马尔特随笔》中写道:“光是拥有记忆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能够忘掉它们并有巨大的耐心等着它的再来……”然而,有价值的遗忘不应该是寂灭,更不应该割裂过去,而应该去唤醒往昔的记忆。余丛在书写中所唾弃的“场景、记忆和印象”,基本上概括了现实生活,包括往昔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而记忆又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冥想的成分,冥想包含着梦幻和激情,又指向末来和虚无,乃是创造力的核心部分。事实上,一个诗人可以对现实采取漠视乃至遗忘的态度,却不可能真正做到,更不可能在写作中实现真正的取消。譬如余丛的《一本旧书》,余丛通过对一本旧书的阅读,完成了对遥远事物的取消,乃至对历史的取消。然而,一本旧书(即使是隐喻之书)的存在乃是事实,只要它依然映现在眼前,记忆或历史就不可能消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本旧书复活了全部的历史和记忆。诗人应当在遗忘之后使个人的经验复苏,使个人的经验“复苏”,这就是里尔克给我的最大启示。而在复苏之前必是一个长期的类似于昏睡的遗忘过程,一个自信的诗人会在黑暗中等待下去,这种等待或许是永无尽头的忍耐。
(4100字)
2003.4.26叠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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