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年代——诗人还能走多远】
                      

当80年代的伊沙写出他的《饿死诗人》后，一首诗似乎就成了一个谶言。90年代初的海子卧轨自杀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诗坛真的如伊沙的那个谶言一样死气沉沉。似乎这是个宿命！但在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又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局面。天津诗人徐江在回忆1999年的那场“盘峰论争”时不无得意：“随着那次争论的公开化，我们大约也能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诗歌。所以，吵也没有白吵。伤心也还有些回报。算是个胜利的大会。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争论是以“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裂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种宿命的循环：诗歌在争论与分裂中迅速捷起，又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调的沉寂。正如已逝诗人曾卓所言：年轻人总是急不可耐地把前辈抬进棺材，然后等着后来人再把自己也抬进棺材。
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诗坛的热热闹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年春天，北京再度成为诗人们注目的焦点。这是个难得一见的盛况，大大小小的诗人云集在北大未名湖或北京的某个酒吧，似乎是与今年的沙尘暴共同阴谋在这个城市粉墨登场。但沙尘暴是不合时宜的，诗歌也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悲观者习惯于把这种热闹比喻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不是个悲观者，但无法视而不见这样一些事实：
1、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远远比不上诗坛内部的自我吵作，诗歌本身的成长 也远远比不上诗坛吆喝的嘈杂声。如果说诗坛还有些人气的话，一定是诗人在长达十年的寂寞后学会了“自卫”，在自娱自乐中获得快感。
2、诗歌自身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弱，它在这个以强大的物质命名的年代成为物质的附庸品而变得可有可无。更危险的是，当因掌握了物质而拥有话语权的“文艺资助者”向诗人发难的时候，诗歌的本质不得不节节败退，甚至降到自己的底线以下。
以上只不过是两个事实，很难据此得出好与坏的判断。例如，当前有不少诗人由于生存的尴尬而弃文从商或以商养诗。在当前的中国，诗人靠开餐馆、做图书、做古董而发家的比比皆是。此外，还有诗人组织演出，包装歌手、导演电影等等，不一而足。从人的角度讲，我认为这是对诗人的一个解放。诗人可以从传统的“穷酸文人”中摆脱出来未偿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对诗歌本身而言，这或许是个伤害。因为就目前看来，诗歌本身的解放还滞后于这个时代，必须要有勇敢者在这里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把这样的一个希望寄托在一个“分身有术”的诗人身上是相当渺茫的。
我说到了“这个时代”。我很难不把诗歌与它所处的时代相结合起来，再进行设身处地的观察。而我用“高歌猛进”来形容这个时代并不是第一次的事了。它是一个肩负伟大使命的词，被赋予这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挺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强势经济带来强势文化”的逻辑得到最强烈的表达，传统与现代正在进行生死决裂。而诗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临两难困境。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特征是理性化。理性化大体上与有目的的理性行为是合拍的。经济企业是合乎理性的，官僚治国也同样如此。整个现代社会趋于成为有目的的理性组织。如果说中国的汉语诗歌作为农业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怡然自得的话，那么现代汉语诗注定要在遭遇这个理性化时代的时候措手不及、手忙脚乱。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城市里最流行的词汇：它必须准确无误地击中人们内心隐藏的或蠢蠢欲动的动机，否则，它只能等待被嘈杂的人群踩在脚底的命运。因此，不难理解，“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样的字眼最能拨动人心。尽管只要达到十五岁正常智商的人都会晓得，《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确实是对人类智商的一种讽刺，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即使是那英的歌，我们也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它被城市众多的大龄女生所忠爱，是因为它可以弥补这些人因心灵的创伤所带来的空虚，并可以代替爱的欲望。总之，它与我们的内心渴望不谋而合。但显然诗歌在这点上显得无能为力。它顶多作为诗人的慢性药，聊以慰籍自己的心灵。
在绝境中求生。在流行语言的挟持之下，现代汉语诗人已对这个时代作出了让步。在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整饬与韵律后，当代诗人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向西方语言妥协，虚心求教。到了今天，诗歌写作早已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写作”也罢，“民间写作”也罢，诗人都不可能摆脱他们身在其中的语境——一种无孔不入的语言。随手翻读一个诗歌文本，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而”、“然后”等等带有逻辑特征的语言——这些语言是这个理性化世界的标志性符号。看以下几节诗：
我老在想，对上一辈我能做什么。
这些年来我总是一动不动
可动起来又跑得太远。还有
我在离城二十公里的荒山上
有一座自己的房子，
院子里堆砌着顽石。
不过在我的有关家庭的梦里
它倒更象是一个石头遗址，
仅仅涉及风，以及我自己
那不断增长的听力范围
以上是选自福建诗人吕德安的诗。寥寥几句，至少有五个表示转折和递进关系的联词或副词。而在中国传统诗歌里面这几乎是不可容忍的现象。中国传统诗歌注重靠“文气”来实现意思的启承转合，但在现代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诗人自然而然就会讲求逻辑语言的精确表达。遗憾的是，这种精确表达并不能使诗歌文本像那英的歌词一样流行起来。因为本质上诗人还是在写诗。而诗歌无法像卡耐基的演说一样切中这个时代人最敏感的地方。把最符合这个时代特质的语言移植到诗歌上，不过是在徒增其表，并不能使诗歌脱胎换骨。
诗人对这种语言的妥协，既是典型的，又是普遍的。80年代曾以一篇《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掀起朦胧诗大论争的孙绍振，现在早已金盆洗手退出诗坛，转而研究幽默散文去了。当几年后孙绍振教授携着几本厚厚的幽默理论甩给我们后，我们不无凑巧地发现，他在研究的正是语言逻辑。孙绍振是聪明的。也许他早已预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注定无法让我们的诗歌起死回生，不如彻底甩开诗歌这个包袱。
的确，诗人在语言上的让步不能挽救穷途末路的诗歌。如果说被诗人于坚认为有资格称之为诗歌大师的吕德安尚不能避免这个怪圈，那么普通读者还有什么信心去阅读这个时代的诗歌呢？
当诗歌语言内部的维新纷纷溃败后，诗人把眼光转向诗歌外部的自救上。90年代初曾活跃一时的安徽诗人金拥军现在醉心于搞“诗人救护车”，以募捐的方式来帮助少数困难诗人，试图用“爱”来拯救诗人的理想。我们可以说现在金拥军是个社会活动家，而不是个诗人。但他企图在诗歌理想上作最后的挣扎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更多的诗歌自救无法一一提及。必须关注的是，“文艺赞助”已经成为当下最时尚的诗歌自救形式。这种“文艺赞助”主要有两种形式：自我赞助和他方赞助。自我赞助多表现为诗人的以商养诗。今天诗人游走于商界、演艺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乏有非常成功的。他们大多对当年执爱的诗歌难分难舍，总会在发达以后“泽被”诗歌。诗歌似乎有福了。他方赞助多是商家出于塑造自己企业形象考虑，资助诗歌团体举办诗歌活动。这跟惠泉啤酒赞助一所大学举办才艺表演大赛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从媒体报道可知，前不久北大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就是以这种方式热闹地开始和结束的。
关于“文艺赞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先锋艺术家H•哈克在一次交谈中曾表达了对此的警惕态度。他们认为商家在资助的过程中隐秘地剥夺了学术和艺术的话语权，使学者和艺术家失去了自主的表达。但很难说这种资助对于当前的中国诗歌来说利弊谁大。这几年“文艺赞助”在一定程度上使濒临绝境的诗歌枯木逢春，也才有今年北京热热闹闹的诗歌春天。但仅此而已。如果我们对“文艺赞助”抱有更多的幻想，结果难免要适得其反。
现代汉语诗面临的困境表现为这个时代诗人的焦虑意识。诗人们也深谙“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道理，纷纷寻找可以给诗歌带来新生命可能的出路。至少我是这么理解上个世纪末的那场诗歌大论争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代还没有给诗歌带来福祉。诗人们翘首以盼的“诗歌盛唐”变得遥远而不确定。一些人在艰难地维持着，一些人却早已中途退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年代，诗人还能走多远？

2002年3月

本贴由念长于2003年2月22日13:20:55在〖野草诗歌〗发表。